如前所述，現行的意識形態概念是在近代啟蒙與科學對立的意義上得出的。正是近代啟蒙相信科學知識必須有某些終極的、永久的和客觀的基礎，而戒除一切主觀的、情感化的介入，才使“意識形態”作為與之對立的概念呈現出來。啟蒙的進一步擴展與深化早已質疑了這種科學觀，文森特也表示“這種科學觀的問題在於，它早已過時，並頗具爭議”①。對啟蒙的進一步反思，導致出現了多種新的啟蒙觀。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是兩種。一是施特勞斯派對啟蒙的反思，二是《啟蒙辯證法》的啟蒙觀。這兩個在某些方麵可以相互支持。
僅就前者來說，它貶抑近代啟蒙而推崇古代啟蒙，或者確切地說，它推崇古代真正的啟蒙，而質疑假的啟蒙——這樣的啟蒙古代早就有過了，並在近代極度擴展開來。用劉小楓先生的話來說，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在雅典出現的這場啟蒙運動，是遊走於各城邦收費教學的新興知識人群體——智術師(智者派成員)們發動的。“智術師熱切推廣以語言哲學為基礎的哲學教育和政治教育，勸諭人們擺脫傳統宗法觀念的束縛。智術師們相信，社會生活所需的知識和美德，都可以通過語言哲學性質的智慧訓練來得到。”②向大眾傳播真理，希望用真理武裝所有的大眾，然後就以為會隨之出現一個問題迎刃而解、美好價值逐步充分實現的理想國，某種意義上在古代早就出現了。啟蒙傳布的是知識、自我意識、洞察力以及建立在這些東西之上的權力、意誌，是對宗教習俗的蔑視與質疑，是神聖、神秘在知識和自我意識麵前的弱化和消解。而反對啟蒙的觀點認為，“信賴神諭對於大眾來說何等重要。因為大眾無法區分出細微的差別，即神與以神為依據的闡釋者”①。自我意識的局限、知識和洞察力達不到穿不透的存在，不受哲人影響的神對大眾生存的不可或缺，則構成了反啟蒙的強調重點。啟蒙有無界限?啟蒙者如何對待自己和他人?就是說，是否需要揭穿一切人信奉的、各個領域中存在的神靈，把一切人的一切存在都變成澄明的理性世界?以及，啟蒙者教導他人的知識是否可靠，啟蒙者自己是否獲得了真正的知識，並因而隻需傳授、教訓別人而無須反思自己，啟蒙知識啟蒙他人而無須啟蒙自己?這些問題構成了啟蒙的關鍵所在。更重要的是，雅典時期就存在的啟蒙與反啟蒙的爭執，又在近代啟蒙發生時承續下來。眾所周知，在青年黑格爾派的分化中，以理性、自我意識批判質疑一切“神靈”,包括宗教中的、政治生活中的、經濟生活中的、個人生活中的，成了這一學派成員競逐誰反宗教最徹底的基本指標。而激進地反對一切神靈，以至於影響到共同體的生活秩序，在古代就有過激烈的質疑。蘇格拉底的死使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反思如何設置啟蒙的界限，使啟蒙不至於因為過度而危及哲人的生存。不會自覺設置啟蒙界限的古希臘思想流派就是智術師派(智者派)。古希臘的智術師所理解的啟蒙就是以為自己掌握了真理並自傲地兜售給大眾，以此武裝大眾。而始於馬基雅維利的近代啟蒙就繼承了這一邏輯與做法。在《關於馬基雅維利的思考》中，施特勞斯一針見血地指出，近代啟蒙者繼續追隨智術師的衣缽，致力於以掌握、占有了真理的先師自居麵向公眾傳播、兜售自己的真理，啟蒙民眾，從而“將一個人的思想或者少數人的思想，轉化為公眾的觀點，進而轉化為公眾的權力。馬基雅維利與西方世界中政治哲學領域的偉大傳統實行了決裂，他開創了歐洲的啟蒙運動。我們所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是，這個啟蒙運動，究竟是名實相符的啟蒙運動，抑或它的真正稱謂，其實應該是蒙昧蠱惑運動”①。就像索雷爾指出的，啟蒙的目標其實就是培養一些“受到啟蒙的人”,即對知識懂點皮毛的年輕的共和主義者——他們可以不懂古典語言與知識，卻必須有普及化的、不必精深的科學知識，必須接受初等教育。狄德羅計算過，如果一個人不願被一門無用的專業所限，學習幾何學中一切必需的東西隻需半年時間，餘下的純粹由於好奇。②當然，除了自然科學，還必須把社會性的觀念、思想都科學化，形成社會科學知識並啟蒙給民眾，“把民眾從幻想、觀念、教條和虛構的事物等這樣束縛他們的枷鎖下麵解放出來”,讓科學可以支配整個社會生活。最早提出“意識形態”這個概念的特拉西，他是在非常正麵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的，就是係指觀念、思想的科學化，然後用於改造社會世界，也就是知識與權力的結合。鮑曼指出，1795年成立的法國國立研究院所描繪的那種科學照亮一切的理想社會，就“是指哲人統治的社會”①。這個社會也正是試圖把科學知識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理想國”,而與政治權力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科學知識也就是“意識形態”。出於構建這種正麵的“意識形態”的目的，社會觀念、思想的科學化及其傳播給大眾，形成改造社會的力量才是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