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辯證法》高度評價尼采，認為“尼采本人，就是自黑格爾以來能夠認識到啟蒙辯證法的少數思想家之一。正是尼采，揭示了啟蒙與統治之間的矛盾關係”①。啟蒙的情感根基、啟蒙的欺騙性、啟蒙的工具性、啟蒙本身具有的壓製他者生命的普遍性力量，以及其中孕育的虛無主義力量，尼采都有所揭示。這是啟蒙本身具有的辯證性的突出表現，是啟蒙辯證法的展示。在這裏，“辯證法”是一個十足的肯定性概念，具有明顯的正麵意義。霍克海默、阿多諾用“辯證法”一詞表達對尼采的這種肯定，尼采想必不會接受。因為這與尼采對“辯證法”的態度迥然不同。
尼采不但是傳統形而上學的堅定批評者，也是辯證法的批評者。“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對立在尼采這裏並沒有造成否定一個勢必就肯定另一個的結果。作為柏拉圖主義的傳統形而上學之所以受到尼采的批評，是因為，它把一種神聖的簡單注入對複雜世界的解釋之中，認定世界是一種真與假、善與惡、美與醜的簡單二分的世界。尼采靠這種簡單二分，塑造出一個至純的形而上世界。這個世界作為一種虛幻的想象，反映了締造者內心對巨大、複雜、無法避免悲苦、頑強地指向強盛和崇高的世界的懼怕，或者對達致這種世界的無能為力。無力達致、無力持有，才導致了人們對至純世界一步到位式、想象式的期盼和擁有，以及對能達到的那些東西的高度認同，或是對達不到的那些東西的懼怕。“形而上學”標誌著對現實、複雜世界的單純想象和再創造，標誌著自己意誌的弱小無力，標誌著做出這種想象的主體的不自然和非現實性。
拒斥了傳統形而上學，並不意味著肯定作為“形而上學”對立麵的“辯證法”。相反，尼采把“辯證法”視為一種蘇格拉底理性文化的東西，一種跟“形而上學”一樣迎合底層民眾、營造平庸性、遠離高貴性的東西，一種工具性的東西，沒有高貴、強大意誌的東西；也就是一種建立在日神基礎上，排除酒神精神，與走向了審美蘇格拉底主義的歐裏庇得斯戲劇(其“理解然後美”與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彼此呼應)相一致的理性主義方法。這種“辯證法”相信“隻要萬物的唯一支配者和統治者‘理性’尚被排斥在藝術創作活動之外，萬物就始終處於混亂的原始混沌狀態”,並由此力圖以“清醒者”身份譴責“醉醺醺”詩人的立場。尼采在《偶像的黃昏》中談到，理性成了本能、無意識的對立麵，絕對的理性走向了對生命的抵製和反抗，希臘由此走向了頹廢。“隨著蘇格拉底，希臘人的鑒賞力驟然轉向偏愛辯證法：這裏究竟出了什麽事?首先，一種高貴的鑒賞力被戰勝了；隨著辯證法，小民崛起。在蘇格拉底之前，在上流社會，辯證的風格是被人拒絕的：它們被視為低劣的風格，是出乖露醜。……一個人隻是在別無他法時，才選擇辯證法。……在蘇格拉底那裏，辯證法隻是複仇的一個形式?”①蘇格拉底—柏拉圖一辯證論者就代表著小民、平民的鑒賞力和精神，代表著高貴品位的降低，崇高精神的泯滅。在此書的另一段話裏，尼采寫道：“辯證法的勝利意味著庶民(plèbe)的勝利……辯證法僅僅是那些絕望者手中的自衛手段；一個人必須要強行獲得自己本身的權，否則，他不會求助於辯證法……猶太人是辯證論者，蘇格拉底也是。”②顯然，辯證法在尼采的眼裏是退化的標誌，是從高貴退化到平俗，意誌力從強勁退化為一般甚至低下的標誌，象征著“古老的雅典天數已盡”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