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自然根基的自由再高大上也是虛妄的。隻有以自然為根基、具有現實基礎的自由才具有起碼的現實性。的確，恰如羅伯特·瑞斯艾所言，對於尼采，“作為啟蒙運動之出發點的對於自由的承諾——擺脫迷信、以絕對的意誌自由為基礎的主人和自然的擁有者一樣自由行動——現在消逝於一種無所不包的自然本性之中，對於這種本性來說，意誌的自由僅僅是一種迷信，而主宰與自我暴政不可分離。在尼采哲學揭露了啟蒙運動的某些哲學觀中的悲劇性的缺陷，並驅迫我們原路折回，以找到走出怪獸之洞穴的出路：尋求光明”①。
尼采試圖解釋啟蒙的內在矛盾以推進和拯救啟蒙的立場被《啟蒙辯證法》繼承了，但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絕不同意尼采對“辯證法”的理解。“辯證法”問題涉及該書對西方文明未來的基本判斷，涉及對啟蒙理性的基本立場。貶斥辯證法的尼采對西方現代文明的前景沒有必然的判斷，他並不堅信前景必定光明；而讚同辯證法的黑格爾、馬克思都相信西方現代文明的光明前景。我們知道，對於馬克思而言，辯證法是一種高級和進步的方法，是驅動現代文明前進的力量。無產階級之所以在資產階級陷入狹隘的自我利益困境、喪失曆史進取心後仍然保持一種曆史進步性，除了生產力、生產關係提供的客觀基礎的奠基之外，就是因為對辯證法的繼承和發揚了。用恩格斯的話說：“德國人的理論興趣，隻是在工人階級中還沒有衰退，繼續存在著。……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①而德國古典哲學留給工人階級最重要的理論遺產就是辯證法。恩格斯的這一看法，被盧卡奇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大加發揮：資產階級已經被缺乏批判性的實證主義、不關心總體性的狹隘視野困住了，再沒有內在的動力去追求富有批判性和總體性的辯證法了。而批判性和總體性被盧卡奇視為超越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關鍵所在。從盧卡奇出發來看，對辯證法的疏遠有兩個關鍵表現需要注意，而對於這兩個方麵，《啟蒙辯證法》與盧卡奇的看法一個契合而另一個不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