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馬克思應對虛無主義問題是由於主張“我以無作為自己事業的基礎”的施蒂納的刺激，以及在探究資本邏輯中深深感受到資本對一切崇高、超驗價值的解構；如果說尼采應對虛無主義問題是由於深感基督教和資產階級所追求價值的平庸化，那他們由此引發的憂慮還沒有那麽強烈。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雖然資產階級勢必走入對崇高價值的虛無並陷入平庸與頹廢，但還有另一種與之對抗的新人會登場。雖然他們對這種新人的認定並不相同(一個是無產階級，一個是超人),但事情是在向上躍遷，是在向著更好的方向變化、提升著的，即使速度沒有那麽快(馬克思)或者不具有必然性(尼采)。但在法西斯主義猖獗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價值虛無問題就遠不是這樣了：事情在向壞的分析方向發展，價值底線不斷被突破。無論從哪個方麵看，問題都嚴重了很多。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對當時殊為嚴峻的價值虛無主義問題做了切實的思考。這種思考不自覺地整合了德、俄兩國思想家馬克思、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對虛無主義長久思考的主要成果，把對虛無主義的認知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