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於馬克思和尼采，《啟蒙辯證法》對虛無主義的反思探究有兩個重要的推進。首先就是把虛無主義的反思核心從崇高價值的虛無化聚焦於基本價值的虛無化。
馬克思和尼采都把資產階級的虛無主義力量視為對崇高價值追求的消解和泯滅，認為資本的力量中蘊含著一種必然的、致使崇高價值虛無化的虛無主義力量。這種虛無力量一向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解釋為一種進步：封建的崇高是靠不住的、虛假的和意識形態的，而資產階級的這種判定卻一向被奉為科學的真理。馬克思和尼采都堅定地批判了這種自封的真理。尼采認為，認識都是視角主義的窺視，卻自封為全景觀視角。而基督教自封的普遍而崇高的價值，更是出於內在的恐懼抽象出來的、一種並無現實基礎的虛幻存在，而且，越是被視為超驗崇高，越是反映出設想者本人的虛幻無力。因而，所謂的崇高本是軟弱無力的東西，事情是完全顛倒的。而馬克思認為那是以特殊來冒充普遍：這“特殊”或者本是一個特殊的階級冒充普遍，或者是以曆史上特定的階段冒充普遍。因而，尼采把真正的崇高價值視為未來超人新創造的文化才有可能生發出來；而馬克思認為隻有超越資產階級、繼承了曆史進步精神的無產階級文化才能成功地避免在資本的邏輯中孕育出來的虛無主義力量。
可以說，他們的虛無主義思考之重心在於超驗和崇高價值王國的坍塌以及這種價值的不被信任。他們在中產階級的平庸、世俗價值的追求中意識到更高價值不再被信奉，看到了無甚更高追求的資產階級日益陷入對按部就班、平庸、保守、舒適、膽怯、例行化、標準化、形式化事物的追求之中，變得麻木、膽怯、規矩、知足、失去創造性，沒有了駕馭風險和擔當責任的能力。但對馬克思和尼采來說，問題就在於淪為平庸和停止對更高價值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別的更糟糕的境況。對他們來說，不再有更高的價值理想，不再有對曆史的進一步推進和提升，就已經是一個令他們難以忍受的問題。他們是想要將現有狀況進一步向前推進，進一步提升、發展，而不能讓人們陷入碌碌無為、麻木不仁。他們沒有擔憂出現後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擔憂的更壞狀況，也就是對基本價值的踐踏，對基本的生命、生存的摧殘和否定。不管是像《群魔》中韋爾霍文斯基那樣以追求更高價值的名義，通過恐嚇、訛詐、縱火、暗殺等恐怖活動來行使可怕之事，甚至在沙托夫決定脫離暗殺小組時安排人殺掉沙托夫，還是像《克拉馬佐夫兄弟》中為了自己的更大利益而弑父的伊凡和斯麥爾佳科夫，都會為了自己的世俗利益(生命、金錢、地位、女人)而不惜踐踏基本價值，不惜突破價值底線。或者像伊凡教誨斯麥爾佳科夫所說的，“既然沒有永恒的上帝，就無所謂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就什麽都可以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