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啟蒙已經走向了野蠻、統治他者客體、技術治國、數字和力量神話以及蒙騙大眾等日趨盛行的不歸路，世俗和經驗的存在日益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那麽,“反對超感性價值，否定它們的存在，取消它們的一切有效性”的虛無主義問題就會隨之而來。由於在漢文化尤其是中國儒家思想中，超驗性與經驗性、人性與神性、“常”與“聖”、感性與超感性等被密切地聯係在一起，沒有像基督教文化中那樣有巨大鴻溝；而且在從孔夫子到王陽明再到當代的發展進程中，這種聯係似乎是愈來愈密切，遠比從路德以至青年黑格爾派力圖從現實的此在中，從世俗的當下之在中找到神聖的種子，從而在世俗此在中成就神聖的做法更為密切。借助“五四運動”以來反傳統主義激進思潮的推動，使得這種否定超驗價值的虛無主義就更加複雜了。
20世紀末，中國大陸開始實施改革開放。對改革的方向、目標和策略等關涉改革的重大問題，不搞爭論，尤其是不搞理論性爭論。這就促使思想退出了實踐，也致使思想中隱含著的、約束當下經驗現實的超驗原則與理想弱化，甚至放棄對實踐的約束。隻搞純粹的經濟，不搞政治變革和理論論爭。值得注意的是，不爭論意味著不搞理論性的爭論，其中包括拒斥不考慮實際情況的胡亂批評。很容易看出，這恰恰與阿多諾、霍克海默的精細反思傾向幾乎完全相反。不過，我們感興趣的還不是目前盛行的不搞理論爭論、隻講求操作的做法，與《啟蒙辯證法》施行的隻講求批判而不管是否握有操作方案的理論反思做法恰好相反；而這兩種恰好相反的做法卻在共同驅動著中國虛無主義是很有意思的現象。
阿多諾曾指出，第一，貶低知識，匆忙要求實踐，這種做法在封閉理論的同時，從目的論上來講，它從自身方麵也給自己規定了，它已經在自身中與錯誤的、也就是與壓製別人的、盲目的甚至暴力的實踐發生了關係。所以，出現魯莽草率的行動“這種情況很可能與某種憎恨思想的情緒有關於這種貶低理論的態度有關，而這種態度發展到最後隻能是貶低知識”。祛除理論思考的事務主義態度很容易變成非理性主義，變成“一種壓製的和壓迫的實踐”。①第二，批判理論隻是批判，沒有發現因而也不能提供行動指南，哪怕是具體的實踐策略也無法提供。但這不能因此就否定批判當下現實的意義。按照阿多諾的解釋，“實踐優先”的康德式觀念決不意味著任何類別和層麵的“實踐”都具有優先的資格。具有優先資格的“實踐”隻能是“正確的實踐”,而這“正確的實踐”必須首先進行理性的或理論的分析。可以說，隻是從最終目的的意義上說，“實踐”才是優先的；而從操作的意義上，“理論”探討才是優先的。看得出來，他對康德的這種見解很是欣賞。而這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奉行的策略是顯然不同的。此時的中國也主張“實踐優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優先的這種“實踐”卻絕對不是需要先進行理論探討的“實踐”,而就是經驗狀態的、試錯性的“實踐”。理論，特別是經濟學理論，在中國往往隻是在解釋既成事實，而不是指導現實。一切都在探索和調節之中。按照西方思想的既有邏輯，這種狀況的問題是相當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