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撰寫的《啟蒙辯證法》一書在法蘭克福學派中的重要地位眾所周知。阿多諾曾說過，自己以後的大部分著述都將是這本書的附注；福柯說如果早看到法蘭克福學派作品的話，“就不會說那麽多的蠢話，繞那麽多的彎路”。雖然福柯說這話時並沒有明確指向《啟蒙辯證法》,但鑒於該書濃縮性地代表法蘭克福學派的早期思想，便完全可以充當福柯所指的對象。彼得·畢爾格就曾這麽判定過：福柯說上述話時“所想到的，也許主要是《啟蒙辯證法》裏先於他自己所作的理性批判”①。的確，在福柯不遺餘力地揭示的啟蒙與壓迫、支配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啟蒙辯證法》力圖揭示的啟蒙蘊含著的統治、壓迫、支配、恐怖和個性消解之間的思想主旨的類似性是非常明顯的。
然而《啟蒙辯證法》的晦澀同樣出名，甚至被人稱為“20世紀最難駕馭的哲學著作之一”①。加上它憂鬱、悲涼的基調，以及表述上斷片式的浪漫主義氣質，使得它即便在阿多諾的祖國也常遭到負麵評價。人們視之為過於悲觀、封閉、理解狹隘的晦澀之書。②更不用說哈貝馬斯的看法，力圖告別主體性哲學，建構主體間交往範式的他，批評貶低仍在主體性範圍內談論啟蒙的《啟蒙辯證法》是必然的。就連正執掌法蘭克福學派的霍耐特教授也說，這本書“隨著時間間隔的增長變得對我們越來越陌生，其修辭學的影響變得越乏味，論證的步驟越殘缺”③。在我國，劉小楓教授曾在《從黑格爾到尼采》一書的中文版前言中說道，從這本書開始，經盧卡奇的《理性的毀滅》、洛維特的《從黑格爾到尼采》到海德格爾與施特勞斯的相關分析，越來越“深刻”。也就是說，《啟蒙辯證法》在分析德國古典文化與納粹現象的關係方麵，比起盧卡奇、洛維特、海德格爾、施特勞斯來，“深刻”程度是最弱的。但果真如此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