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啟蒙辯證法》的研究中，該書與浪漫派的關係曆來不被重視。在紀念該書出版40周年的文集中，兩位主編哈利·庫納曼、亨特·德弗裏斯說該書“整合了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韋伯關於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傳統”,獨沒有提及德國浪漫派，並早就批評啟蒙運動的哈曼等思想傳統。①在解釋阿多諾的基本狀況的《阿多諾：關鍵概念》一書中，作者討論對阿多諾“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時”,也隻是關注了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四位思想家。占有重要地位的尼采，不可或缺的德國早期浪漫派，都沒有進入作者的關注範圍。②
其實，如果分別閱讀一下A.施勒格爾的《啟蒙運動批判》一文與《啟蒙辯證法》一書，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類似性是顯而易見的。《啟蒙辯證法》至少接近一半的思想內容都可以在A.施勒格爾的《啟蒙運動批判》一文中找到。在施萊格爾的《啟蒙運動批判》與霍克海默、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之間，存在著如此多的類似性和一致性，這絕非一個偶然的例外。從兩個文本的內容來看，《啟蒙辯證法》與德國浪漫派的承續關係是明顯的。認為啟蒙可以解除焦慮與恐懼、破除迷信、解構神話，把明晰性和可理解性當作接受事物的唯一標準，對個別性的拒斥以及連帶著對詩的拒斥，工具性的思維致力於“更強有力地支配外界事物”③等，都是施萊格爾批判啟蒙的關鍵所在，也正是阿多諾與霍克海默批判啟蒙之所在。這種內在的聯係與一致，標誌著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對浪漫主義傳統的繼承。這種繼承集中體現為：為個體，為那些被邊緣化、遭受壓製的個體爭取坦然生存於世的資格和能力；為特殊、個別爭取在普遍性秩序的縫隙和框架內生存的權利。為此，他們就在不遺餘力地替被市場製度壓抑的那些存在者呐喊，並籲求他們的解放、寬容和自由。維爾默曾說，《啟蒙辯證法》一書的核心與目標就是：個體存在如何不被已逐步演化為製度、技術係統的概念性思維榨幹、蠶食和操控。也就是說，謀求同一性的概念性思維如何為個性、特殊存在留出存在空間?具體化的現實和概念性思考之間應該是什麽關係?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