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十二子中，曾子無疑是思想較為複雜的一位。一方麵，他主張“士不可以不弘毅”，要求“仁以為己任”（《論語·泰伯》），表現出對孔子所倡導的仁的強烈認同和追求；他以“忠恕”解孔子“一貫”之道，主張“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反映了其思想向“內省”的發展；他肯定、讚揚“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論語·泰伯》）的君子人格，體現了其主體意識的覺醒。這些都對以後的思孟產生影響，成為思孟學派的一個思想來源。另一方麵，曾子對孝也表現出一定的關注，如他臨終前的“啟予足！啟予手”（同上），以及“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論語·學而》）等，所以先秦文獻中常常有關於曾子孝言、孝行的記載。可以說，曾子的思想一是重視仁、內省，二是突出孝悌，而這兩個方麵在《曾子》中都有所反映，並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
在《論語》中，曾子常常是以弘大剛毅的形象出現的，而背後支撐他的，無疑是孔子所倡導的仁的精神力量，曾子正是通過對仁的深切體會，確立起具有高尚的社會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充滿獻身精神的道德境界。曾子這方麵的思想，在《曾子》中同樣有所反映。如，“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上》），“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疏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知我，吾無欣欣；不知我，吾無悒悒”（《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中》）。在富貴與榮譽麵前，曾子堅定地選擇了後者。在他看來，人之為人就在於其獨立的精神信仰，在於其自身的價值和尊嚴。這種價值和尊嚴就來自仁，故“君子以仁為尊。天下之為富，何為富？則仁為富也；天下之為貴，何為貴？則仁為貴也”（同上）。以前學術界以為，先秦儒家中孔子講仁和義，而孟子則將二者聯係在一起，提出了仁義概念。現在看來，這一過渡其實是在曾子及其弟子這裏完成的。[86]《曾子》十篇中不少地方已將仁義連用，如，“士執仁與義而明行之”（《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上》），“是故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中》），“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群向爾”（《大戴禮記·曾子製言下》）。此外，《孟子·公孫醜下》引“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亦將“仁義”並列，說明以後孟子大談仁義，實際是由曾子開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