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曾子》和《孝經》的分析，使我們更為完整地了解到從曾子到樂正氏之儒的思想發展演變，同時也認識到，曾子在先秦儒學發展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往宋儒在談到曾子時，隻強調其仁和內省思想對子思、孟子的影響，構造出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統”譜係，但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及其後學繼承、發展了曾子孝的思想，同樣也與曾子存在密切聯係，先秦儒學還存在著曾子——樂正子春——《孝經》作者的發展線索。以上兩派雖然都與曾子思想存在著淵源關係，但卻由於不同的發展方向，雖經過相互滲透和影響，卻最終分道揚鑣，分別形成以“仁”和“孝”為核心的思想體係。
在《論語》《曾子》中，曾子的思想已具有了重視仁和孝的特點，一定程度上為其後學的分歧提供了可能，但這二者在曾子那裏正如在孔子那裏一樣，不過是其思想的不同方麵而已，尚不構成衝突和對立。但是到了《曾子大孝》以及《孝經》那裏，由於樂正子春一派突出、強調了孝，形成以“孝”為核心的思想體係，這一思想體係便與孔子、曾子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係不能融洽而產生矛盾和對立。在孔子、曾子那裏，仁是最高的德，“仁廣大而抽象，孝狹窄而具體。由狹窄而具體的‘孝’下手，以漸漸進於廣大而抽象的‘仁’。由‘孝’入‘仁’，是儒家人生哲學的方法論，也就是孔子循循善誘的教授法之一”[91]。而在樂正子春一派那裏，孝是最高的德，是“天之經，地之義”，孝無所不包，“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可以說，孝廣大而抽象，而仁不過是服務於孝的一個德目而已，“夫仁者，仁此者也”。仁與孝是不同的，仁是“愛人”，是“泛愛眾”，是愛天下的人，是以天下的福祉和利益為最高目的；而孝是“親親”，是愛父母親人，是以“全身”“尊親”和“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為終極理想。仁具有豐富的內涵，它不僅“愛人”，同時還“成己”“立己”，代表了特立獨行的君子人格，“君子思仁義，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曾子·製言中》），“不安貴位，不懷厚祿，負耜而行道，凍餓而守仁，則君子之義也”（同上），充滿了大無畏和殺身成仁的精神；而孝的焦點由於集中在家庭父母，故內容相對貧乏，其目的是“明哲保身”和“以顯父母”，要求“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處處拘謹小心，充滿了鄉願的氣息。仁雖然始於孝，也隻是因為孝是道德意識的萌芽和起點，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是“己”的內在需要，仁的目的則是要將親親之情擴充、提升、發展為普遍的道德情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推己及人”；孝也可以包括家庭以外的人，可以愛人，甚至“博愛”：“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孝經·三才章第七》）但這裏所謂博愛是因為“己慢人之親，人亦慢己之親”，是以“民莫遺其親”為目的的，故邢昺《疏》曰，“言君愛親又施德於人，使人皆愛其親，不敢有惡其父母者，是博愛也”，所以是“推親及人”。仁將親親提升、發展為愛人，而孝將愛人（博愛）化約、還原為親親。仁可以表現為一種政治原則，可以與“忠”等德目發生關係。但它決不是要服從、迎合政治權力，更不是為了要“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而去做忠臣孝子，相反，它是要通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在完善自我的基礎上進一步創造和諧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而孝不管是在孝道派還是孝治派那裏，都與政治存在密切的聯係，都以調和事父與事君為其目的，並最終認為事君也是一種孝，或認為隻有事君忠才能實現“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的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