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圍繞“親親相隱”的問題，引發了一場如何認識、評價儒家倫理的討論。批評者指責孔孟等儒者錯誤地誇大了血緣親情的地位，“把父慈子孝的特殊親情置於誠實正直的普遍準則之上”，“為了血緣親情不惜放棄普遍性的準則規範”，認為儒家倫理中存在著深度的悖論。反批評者則稱血緣親情“是一切正麵價值的源頭”，“抽掉了特殊親情，就沒有了所謂的儒家倫理準則”，“父子互隱”恰恰有著深度的倫理學根據。[101]這一討論實際涉及如何看待血緣親情，以及孔孟等儒者是如何處理血緣親情與仁義普遍原則的關係等一係列問題。對此，學者已發表了不少高見，澄清了一些問題。但總體上看，該次討論更多地是一場“立場之爭”而非“學術之爭”。其實對於“親親相隱”這一複雜的學術問題，辨明“事實”比作出“評判”更為重要，“立場”應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之上。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土的簡帛文獻中涉及與“親親相隱”相關的內容，為我們理解這一學術公案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本節擬結合地下的新出土材料以及前人的討論，對“親親相隱”尤其是儒家對於血緣親情的態度和認識做一深入、係統的分析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