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近些年地不愛寶，孔子沒有談到的問題卻在地下文獻中被涉及，使我們有可能了解，從維護公正的角度，孔子、早期儒家將會對“其父攘羊”之類的問題作出何種回應。2004年公布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中，有《內禮》一篇，其內容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基本相同。據學者研究，《內禮》應是孔門嫡傳曾子一派的作品，其內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內禮》說：
君子事父母，亡私樂，亡私憂。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之。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隱而任之，如從己起。（《內禮·第6、8簡》）
麵對父母的“不善”之行，《內禮》主張“止之”，具體講，就是要諫諍。由此類推，對於“其父攘羊”，孔子一定也是主張諫諍的。如果說“隱”是一種率然而發的性情之真，是對親情的保護的話，那麽，“諫”則是審慎的理性思考，是對社會正義的維護。在孔子、早期儒家看來，這二者實際是應該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儒家雖然主張“事親有隱而無犯”（《禮記·檀弓》），卻一直把進諫作為事親的一項重要內容。“子曰：事父母幾諫，諫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裏仁》）“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孝經·諫諍章第十五》）“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荀子·子道》）因此，不好簡單地說，儒家錯誤地誇大了血緣親情的地位，為了血緣親情就無原則地放棄了普遍準則。在重視血緣親情的同時，儒家對於是非、原則依然予以關注，依然主張通過諫諍來維護社會正義。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對於諫諍的態度呈不斷強化的趨勢。在《論語》中，隻說“幾諫”，幾，微也。微諫，即微言諷諫。在成書於曾子一派的《孝經》中，則說“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爭，讀為“諍”，諫諍之意。到了《荀子》，則明確提出“從義不從父”，說明隨著時代的發展，“義”的地位越來越凸顯，諫諍的作用也不斷被強調。但問題是，當子女的諫諍不被父母接受時，又該如何實現直道？又該如何兼顧情理兩個方麵呢？《內禮》的回答是“隱而任之”，任，當也，即為父母隱匿而自己將責任擔當下來。故根據儒家的觀點，直躬的根本錯誤在於當發現父親攘羊後，不是為其隱瞞而是主動告發，正確的態度則應是，替父親隱瞞而自己承擔責任，承認是自己順手牽羊。這樣情理得到兼顧，親情與道義得以並存，這才是真正的直，是率真、率直與公正、正直的統一，是直道。所以，為全麵反映孔子、早期儒家思想起見，“親親相隱”章不妨根據《內禮》的內容補充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