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孔子到孟、荀
德國思想家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揭示了古代文明發展的一個普遍現象，即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時期內，和公元前800至前200年的精神過程中，在世界範圍內集中出現了一些不平常的曆史事件。這就是，“在中國，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躍，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和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和中國一樣，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探究了從懷疑主義、唯物主義到詭辯派、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的可能性。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挑戰性的觀點，認為人世生活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塞亞和耶利米到以塞亞第二，先知們紛紛湧現。希臘賢哲如雲，其中有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1]。這一時期幾大文明同時經過了“超越的突破”，奠定了人類自我理解的普遍框架，使其成了世界曆史的“軸心”。從此以後，“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需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歸，或曰複興，總是提供了精神的動力”[2]。
雅斯貝斯突破了歐洲中心論的樊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古代中國、印度、希臘的文明成就，指出了幾大古代文明幾乎是在同時達到了其高峰，一反其同胞黑格爾將中國、印度、希臘看成精神從低級到高級遞進序列發展的看法。其理論為曆史學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成為推進晚近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動力，“軸心時代”也成為頻繁見於報刊的重要概念。不過雅氏的理論雖然顯示出種種魅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雅斯貝斯雖然注意到“軸心時代”的事實，但卻沒有說明這一事實是如何產生的。對於這一點，倒是國內的一些學者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們認為，“軸心時代”的到來同生產力的進步是密不可分的。公元前6到4世紀，幾大古代文明幾乎同時進入了鐵器時代，正是鐵器時代的繁榮，爆發了一次世界性的能量釋放，這就是軸心時代的到來。雅斯貝斯雖然正確揭示了軸心時代的根本特征，卻沒有看到它背後的物質基礎，即與鐵器時代的聯係，這是他的不足。其次，雅斯貝斯雖然注意到“軸心時代”之前還有一個“前軸心時代”，“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進入了軸心期，並成為新開端的組成部分”，但由於受西方傳統的影響，雅氏主要關注的是“軸心時代”對之前文化傳統的超越和突破，對“前軸心時代”到“軸心時代”的過渡，特別是“前軸心時代”的地位和作用卻重視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