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與其祖父一樣，有著作傳世，而子思著作在後世的流傳卻屢遭遺失，又不斷重輯，命運頗為坎坷。據《漢書·藝文誌》，有“《子思》二十三篇”，注曰：“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按照古書體例，這二十三篇的《子思》當為子思弟子對子思作品、言論的整理和記錄。不過，二十三篇的《子思》大概隋唐時已不存，此時流傳的是七卷本的《子思子》，如《隋書·經籍誌》著錄有“《子思子》七卷”，注曰：“魯穆公師孔伋撰。”《新唐書》和《舊唐書》的《藝文誌》著錄亦同。《經籍誌》所載與《藝文誌》有兩點不同，一是稱《子思子》而不是《子思》，多一“子”字；二是為“七卷”而不是“二十三篇”。清人黃以周稱：“《漢·藝文誌》‘《子思》二十三篇’，不名《子思子》。《子思子》之名自隋唐間始。”[15]不過據學者研究，《子思子》之名梁朝時可能已經出現。唐代馬總曾根據梁朝庾仲容《子鈔》增損而成《意林》，題曰：“《子思子》七卷。”《隋書·音樂誌》引梁朝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這是梁時已有《子思子》之證。明初宋濂稱，“《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輯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16]，認為《子思子》七卷乃後人的輯錄，已非二十三篇之真。郭沂先生則認為，“七卷本《子思子》的意義十分重要，非後來汪晫乃至黃以周所輯錄的《子思子》所能相比……作為重輯本的《子思子》七卷，保存了大量本屬二十三篇本的內容。甚至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種可能性，即它也可能是重編本，是在二十三篇本的基礎上重編而成，基本保留了二十三篇本的材料”[17]。不管七卷本《子思子》是重輯也好，重編也好，都是以劉向校訂的二十三篇本《子思》為底本，這一點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