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雖然是儒學的創始者，但對心性問題談論得並不多。孔子提出“性相近，習相遠”（《論語·陽貨》），主要談的還是自然人性。孔子的心也主要是指情感、意誌的活動，如“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等，還沒有成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孔子以後，對心性問題有深入、係統討論的，從目前資料看，當為《性自命出》：
凡人雖有性，心亡定誌，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於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第1-3簡》）
一般而言，儒家心性論不僅僅是從人自身出發來說明人的問題，同時也與中國哲學中天人關係這個基本問題存在著密切聯係。竹簡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認為性來自天，是天的賦予，把性與天、命聯係在一起，正反映了這一點。由於這一命題出現在很少談及“性與天道”的孔子之後，《誠明》“天命之謂性”之前[65]，所以顯得尤為重要和引人注目。圍繞於此，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一種是道德形上學的，認為竹簡的天是形而上的超越者，是普遍至善的，由這種天所出的性必然是善的。如有學者認為竹簡“在以‘喜怒哀悲之氣’和‘好惡’來界定‘性’的同時，申言此性是天命的，是內在的，實際預涵了此能好人的、能惡人的‘好惡’之‘情’即是‘仁’與‘義’的可能，‘仁’、‘義’是內在稟賦的內容”。這裏雖然有“性有善有不善”的意思，卻“並沒有完全排拒‘情氣’好惡中的‘善端’。這就為後世的性善論埋下了伏筆”[66]。另有學者雖不讚同竹簡已有了性善論的思想，但認為這是因為竹簡尚沒有將性、命統一起來。“‘天命之謂性’，謂天命就是性。而‘性自命出’意思自明，性是從命產生的，性是性，命是命，性、命二也。”“《中庸》合性命為一，天命善，故性必也善。《性自命出》分性命為二，故言性善，顯得理論乏力。”[67]反過來說，性命一旦合一，性自然也就成為善的了。可以看出，這種觀點與前者雖有不同，但在思路上卻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