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禮運》與禪讓有關，其“大同”“小康”說主要反映的是政權形式的問題，那麽，要說明其作者和年代，首先要對禪讓思想的演變做一番考察。如有學者指出的，禪讓作為一種曆史事件，在上古父係氏族社會中確實存在過，然而人們對禪讓的回憶、記錄、認識和評價，往往因觀點、立場、時代的不同而不同[103]，禪讓的“意義”和“價值”乃是層累地造成的。所以後人關於禪讓的種種記載，不是也不可能是對上古禪讓事件的“原樣”再現，而是夾雜了記述者的主觀意圖和傾向，是以事實為依托的“借古諷今”，是“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
作為儒學的創始者，孔子對上古的禪讓事件顯然有所了解。《論語·堯曰》篇說：“堯曰：‘谘！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何晏《論語集解》說：“天之曆數在爾躬……言天位之列次當在汝身。”所以《堯曰》篇記錄的正是堯禪讓舜時的言論，後來舜禪讓禹時也說了同樣的話。孔子還稱讚，“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楊伯俊先生認為“與”讀四聲，“這裏含有‘私有’、‘享受’的意思”[104]，應該也包括不私傳子孫，實行禪讓。不過孔子雖然肯定堯舜禪讓，但並不是以堯舜時代為社會理想，而是提出“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改革社會的方案也不是“天下為公”，實行禪讓，而是“克己複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孔子生活的時代，似乎還沒有出現提倡、宣揚禪讓的社會條件。孔子真正影響後世的是下麵的言論：
子曰：雍也可使南麵。（《論語·雍也》）
雍，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冉雍以平民身份而可以據天子位[105]，這在三代世襲社會中是難以想象的。孔子這裏雖然僅僅是讚歎之詞，未必可以據以為實，但顯然已肯定了禪讓賢能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