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以上所論，《禮運》之所以是一篇奇特的作品，其“大同”說之所以在思想史上不斷引起爭議，就在於它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產物，與戰國中前期的禪讓思潮密切相關。由於文獻失傳，這一曾影響廣泛的思潮逐漸被人們遺忘，而以後的儒家學者又調整了其政治理想，故使《禮運》“大同”說顯得“來曆不明”，因無法與後世儒家的主張相協調而備受質疑。例如，《禮運》從禪讓看待曆史，故以堯舜等上古禪讓之世為“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世襲之世為“小康”，二者適成對比，故其眼中的曆史是斷裂、退化的。而以後儒家學者由於不再強調禪讓與世襲的差別，而是突出王霸之辨，認為王道、仁政是由“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禹以之傳之湯，湯以之傳之文武周公”（韓愈《原道》），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恰恰成為王道政治的代表，原來“斷裂”的曆史重新得到連續、統一。由於儒家曆史觀前後這種變化，《禮運》將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歸於“小康”，在後人眼裏便顯得不可理解。所以不斷有學者主張，《禮運》可能存在著錯簡，應將“小康”一段“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二十六字，移至“大同”一段“不必為己”之下，“是故謀閉而不興”之上，這樣才能文意通順。[128]豈不知《禮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正是其時代特征的反映，若人為地改為“大同”，反而掩蓋了曆史的真相。又例如，《禮運》由於突出禪讓，故提出“人不獨親其親”和貨“不必藏於己”，而隨著禪讓實踐的失敗，儒家學者不再執著於烏托邦理想，而是從修身、齊家、治民之產等切實可及的事務入手，逐步實現王道理想。由於政治理念的這種變化，《禮運》的“人不獨親其親”和貨“不必藏於己”便不容易被理解，甚至被懷疑為墨家或道家的思想。豈不知儒學發展史上也曾存在過一個更激進、更具理想主義的時代，《禮運》的上述言論隻有從這一時代中去尋找答案，若簡單地將其“著作權”轉讓他人，反而混淆了事實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