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前麵的分析，我們可以對《五行》的年代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有進一步認識。首先，《五行》提出“德之行”與“行”，實際是延續著孔子以來仁、禮關係這一儒學基本問題的討論，並試圖在理論上作出說明。因此，從思想的發展脈絡來看，它顯然是處在孔子以後孟、荀以前的儒學分化、過渡階段。與孟、荀相比，《五行》的思想也明顯具有過渡時期的二元傾向，如它一方麵提出“形於內”的“德之行”，另一方麵又提出“不形於內”的“行”；一方麵提出自主、自律的道德實踐活動——為德，另一方麵又提出外在、他律的道德實踐活動——為善；一方麵提出直覺之知的聖，另一方麵又提出經驗之知的智等。而這些相對的方麵，在《五行》那裏多少存在著某種矛盾：既然人具有先天的道德稟賦——“德之行”，並可以由內而外，直接表現為道德行為，“五行皆形於內而時行之”，那麽，為什麽還要由外而內，去實踐作為外在規範的“行”呢？既然聖可以“聞而知之”，可以直接發明內在君子道，為什麽還要通過智去“見賢人”，集善成德，並上達君子道呢？這些《五行》均沒有作出說明，或在它看來根本就不成其為問題。於是這些在後儒眼裏矛盾甚至對立的方麵，在《五行》這裏卻相安無事，和平相處。而以後孟子提出四心說，認為“仁義禮智根於心”，實際是主要從內在的方麵發展了“形於內”的“德之行”，而不再關注“不形於內”的“行”；荀子突出、強調禮，主張“隆禮儀而殺《詩》《書》”，則是從外在的方麵繼承了“不形於內”的“行”，而舍棄了“形於內”的“德之行”，《五行》的不同思想傾向也由此得以分化。認為《五行》的思想比孟子複雜，不像是孟子以前的作品，可能更多是出於主觀的感受，而一旦真正深入到《五行》思想的內部，理解了其思想特點，就不得不承認，與《五行》相比，孟子的思想要更為成熟、精致。那麽，《五行》有沒有可能是孟、荀的折中調和派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因為從荀子對思孟的批判來看，戰國後期，孟、荀兩派激戰正酣，形同水火，斷不至於在這時出現一個折中調和派來。雖然西漢初年思想界出現了融合孟、荀的傾向，但出土竹簡《五行》的乃是一戰國墓，其考古年代雖可以有一定的伸縮，也決不至於可以下拉到漢代。所以把《五行》看作孟、荀之後的折中派，同樣缺乏事實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