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五行》經的部分，現多數學者傾向認為是子思的作品，或至少是子思學派的作品，這一看法應該說是有根據的。首先，早在二十年前馬王堆帛書研究中，龐樸先生已指出，仁義禮智聖五行即是荀子所批判的思孟學派的“五行”[48]，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這次《五行》與《緇衣》等相傳是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無疑證實了以前的判斷，並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首倡五行的子思。試想，這部名為《五行》的儒家著作，曾在戰國中期以後的時間裏如此廣泛地流傳，而子思又曾“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以至引起荀子的激烈批評，那麽，雖不排除成書於他人之手的可能，但如果把它看作子思的作品，可能性無疑是最大的。當然，要確立《五行》與子思的關係，《五行》的寫作年代無疑是另一個必須考慮的問題，而前麵關於《五行》經文的討論，可以有助於這一問題的判斷。現在學術界一般認為郭店一號楚墓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3世紀初，不晚於公元前300年[49]，考慮到《五行》流傳過程中的複雜情況，特別是竹簡並非《五行》最早的傳本，那麽，它的書寫時間可能還會更早，雖不排除完成於子思弟子的可能，但基本反映的是子思（前483—前402年）的思想。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指出，有些學者注意到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有“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一句，又看到鄭玄在《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後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於是認為子思的五行應該是借用了古代的思想資料，是與水木金火土相配的，而《五行》沒有水木金火土的痕跡，因而隻可能是子思後學的作品。其實，鄭玄這裏主要談到的是仁義禮智信五常，而仁義禮智信成為固定的說法乃是較晚的事情。所以，鄭玄明顯是以漢人的觀念附會古人的思想，對於理解子思的五行說並沒有太大價值，就目前的資料來看，還是將《五行》看作子思的作品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