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荀子《非十二子》主要批駁的是思孟五行說，其“無類”“無說”“無解”的指責也主要是針對五行而發，那麽，顯然就應該深入到《五行》內部，從其思想特點中去尋找答案，而最能反映《五行》思想特點的，莫過於其第一章：
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智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這裏“形於內”的“德之行”是指仁義禮智聖形於內心，是一種內在規範，而“不形於內”的“行”是指仁義禮智聖不形於內心，是一種外在規範，實際是提出一種雙重道德律。“德之行”是內在道德律，是主體自覺，“行”是外在道德律，是客觀規範。這種雙重道德律的思想在早期儒家那裏十分普遍，孔子提出仁與禮，分別將其看作內在自覺與外在規範，就是一種雙重道德律；戰國時期流行的“仁內義外”說，也是這種思想。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五行》並沒有按仁義禮智聖自身的特點和性質，說某某“形於內”，某某“不形於內”，如“仁內義外”一樣，而是一方麵說其“形於內”，另一方麵又說其“不形於內”，似乎仁義禮智聖分別具有兩種不同的性質，似乎《五行》的作者不懂得邏輯中的矛盾律，不懂得概念、範疇的分類，“無類”。其實，《五行》的這種表述也是迫不得已，原因就在於其提出五行說，將仁義禮智聖看作一個封閉、“閉約”的整體，已不能像往常那樣，按照仁義禮智聖自身的性質來進行分類，而隻能像目前這樣，置矛盾律於不顧，將“形於內”與“不形於內”兩種截然不同的規定用在同一組概念、範疇中，結果造成“甚僻違而無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