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緇衣》《表記》《坊記》三篇，文體基本相似，除首章始以“子言之曰”外，其餘各章一般用“子曰”或“子雲”。如《緇衣》二十四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餘各章均用“子曰”。孔穎達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雲‘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雲‘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2]，認為首章用“子言之曰”是因為處於篇首開端，與其他各章應有所區別。又如《坊記》三十九章，首章用“子言之曰”，其餘各章均用“子雲”。孔穎達曰，“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雲’，唯此一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特稱‘子言之’也。餘章其意稍輕，故皆雲‘子雲’也。諸書皆稱‘子曰’，唯此一篇皆言‘子雲’，是錄記者意異，無義例也”[3]，認為首章的“子言之曰”有概括文意，突出、強調的作用。至於他書皆稱“子曰”，唯獨此一篇稱“子雲”，是由於記錄者體例不統一造成的。稍顯特殊的是《表記》，該篇共五十五章，除首章外，其他各章始以“子言子曰”者另有七處。孔穎達曰：“稱‘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雲：‘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稱“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4]所以，今本《表記》中“子言子”凡八見，多為發端起義，提要各層大義之文。當然，《表記》的分層未必完全合理，有學者對此曾提出疑義，這或許由於錯簡所致，或由於“傳寫之誤”。[5]
對於《緇衣》《表記》《坊記》三篇中的“子曰”，學者一般認為是“孔子曰”，但也並非沒有疑義。宋人歐陽修曾提出，“‘子曰’者，講師之言也”[6]，認為“子曰”不獨孔子之語，其他諸子、學者的言論亦可稱“子曰”。歐陽修此說，主要是針對《易傳》，尚不涉及《緇衣》等篇。以後有學者則進一步提出《緇衣》等篇中的“子曰”為子思之言，而非孔子之言。如胡玉縉曾“疑所稱‘子雲’、‘子曰’、‘子言之’者，皆子思之言。故《坊記》引‘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兩句，以《論語》為別”[7]。清代學者邵晉涵、黃以周還有一種看法，認為《緇衣》《表記》《坊記》三篇中的“子言之”為子思之語，而“子雲”“子曰”為孔子語也。如黃以周《子思子·內篇》卷三《表記》說：“凡曰‘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表明其旨趣之所在……‘子言之’與‘子曰’必兩人之言。而‘子曰’為夫子語，則‘子言之’為子思子語，更何疑乎？”當代學者中也有持這種看法者。[8]按，《緇衣》等篇中的“子曰”應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郭店本《緇衣》出土後，其首章始以“夫子曰”，以下各章始以“子曰”，這種稱謂體例與今本基本相同，隻不過將“子言之”改為了“夫子曰”。郭店本的章節與今本並不完全相同，其首章實為今本第二章：“夫子曰：好美如好《緇衣》，惡惡如惡《巷伯》，則民鹹力而型不頓。《詩》雲：‘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現在學者一般認為，郭店本首章由於有“緇衣”二字，符合古代篇名的命名方式，所以更為合理，至於今本首章，則可能是錯簡所致。不過郭店本與今本在章節分合上雖有不同，但二者的稱謂體例卻基本相同，說明其首章的“夫子曰”或“子言之”確實是有意為之，它不僅是因為“篇首宜異”，同時可能還有標明身份的作用。試以《緇衣》等篇與《中庸》做一比較，可以發現《中庸》第二章至第二十章上半部分主要以“子曰”的形式出現，與《緇衣》等篇體例十分相似；而《中庸》第一章及第二十章下半部分以下主要為議論體，與《緇衣》等篇存在較大差異，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因為今本《中庸》包括了子思兩篇獨立的作品，其中前一部分即為原始的《中庸》，後一部分則為子思的另一篇著作《誠明》，它們被編在一起乃是後來的事情。[9]而原始《中庸》的首章（今本《中庸》的第二章）為：“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以下各章則始以“子曰”，故這裏的“仲尼曰”和《緇衣》等篇的“子言之曰”“夫子曰”的性質無疑是一致的，它最清楚不過地說明，《緇衣》等篇中的“子曰”應為“孔子曰”，而非“子思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