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世紀初興起的疑古思潮使人們對“子曰”產生普遍懷疑的話，那麽，重新審視、考察先秦兩漢典籍中的“子曰”，則無疑與“走出疑古”的提出密切相關。不過，“走出疑古”雖已成為目前學術界多數學者的共識，而如何“走出疑古”，或“走出疑古”之後將何去何從，仍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20世紀30年代，馮友蘭先生曾撰文指出，“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釋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盡信古書，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傳說”，“須知曆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28]馮氏視“釋古”為史學研究的新趨勢、新方向，這一點曾被學界廣泛接受。然而近些年來，有學者卻對“釋古”之說提出質疑。如廖名春先生認為：“‘信古’也好，‘疑古’也好，都是指對記載中國上古史的古書的認識。這種認識實質就是對作為中國上古史傳統史料的古書的可靠性的認定。而‘釋古’雖然說是‘信古’與‘疑古’‘這兩種態度的折衷’，認為‘曆史舊說，固未可盡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但落實到具體問題上，到底是‘信’還是‘疑’，總得有個說法。因此，‘釋古’離不開‘信’或‘疑’，沒有對古書的‘信’或‘疑’，‘釋古’就無從‘釋’起……‘釋古’與‘信古’、‘疑古’並非同一層次上的同類問題，不具可比性。”[29]郭沂先生也認為：“‘釋古’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它和‘信古’、‘疑古’並不是一個層麵上的問題。所謂‘信古’和‘疑古’，都是對傳統古史學可靠性的判斷，而從‘釋古’一詞本身則看不出這種判斷。當然，馮對這個詞是作過定義的，‘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我不禁要問，有哪一種史料研究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呢？難道‘信古’不是‘釋’古，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難道‘疑古’不是‘釋’古，不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在郭沂先生看來，正確的提法應該是“正古”：“所謂‘正古’，就是‘修正’傳統古史學。‘修正’傳統古史學，一方麵意味著傳統古史學基本上是可靠的，隻需‘修正’；另一方麵意味著它也有缺陷，所以需要‘修正’。這其實已包含了對傳統古史學可靠性判斷的意義，因而可以同‘信古’、‘疑古’相提並論。”[30]看來，以什麽樣的態度看待“古”，是“正”，是“釋”，是“疑”，仍是個需要認真探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