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否為子思所作，在宋代以前並不是問題，當時大多數學者對此都持肯定態度。如，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說“嚐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孔叢子》也有子思“困於宋”，作“《中庸》之書四十九篇”的說法，與《史記》所記載應該是同一件事情。鄭玄認為《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34]。朱熹也說《中庸》是“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也”[35]。較早對《中庸》提出疑義的是宋代歐陽修，他認為《中庸》中有“自誠明謂之性”等語，與孔子自稱“學而知之者”不符，“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歟？”歐陽修看到子思與孔子思想有不一致的地方，是正確的，但他由此懷疑《中庸》“傳之謬也”[36]，則並不可取。以後清代學者袁枚、葉酉、俞樾等人根據《中庸》中有“載華嶽而不重”“車同軌、書同文”等語，懷疑《中庸》一書晚出，非子思所作。華嶽，按照傳統的說法，是指華山與吳嶽，戰國時均在秦國境內，而根據史書記載，子思主要在鄒魯宋齊一帶活動，足跡未嚐入秦；至於“車同軌、書同文”，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記始皇二十六年“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琅邪刻石“器械一，同書文字”相似，明顯是秦國統一後的用語，由此認為《中庸》成書當在秦統一以後乃至西漢時期。[37]這一觀點由於有說服力的材料支持，在當代學者中影響很大；而那些主張《中庸》早出的學者，也往往把上述材料當作最大障礙，試圖對其作出重新解釋。[38]現在看來，上麵兩種做法都有欠妥當之處，主要因為他們對古書的形成和流傳缺乏了解。李學勤先生說：“古書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長的過程。總的說來，除了少數書籍早已立於學官，或有官本，一般都要經過較大的改動變化。那些僅在民間流傳的，變動自然更甚。”[39]所以，在有各種資料明確記載《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情況下，僅僅根據一兩句言論，便斷定《中庸》一書晚出，顯然難以成立。而那些論證子思作《中庸》的人的做法，也顯得過於機械。在他們看來，古書一定是純正的，不會也不可能有後人的言論，如果有可疑的言論，一定要證明它是古人已有的，他們的出發點同樣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