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篇早在二十年前馬王堆漢墓中曾被發現過，在“經”之外還有“說”，魏啟鵬先生曾根據其思想特點斷定為“戰國前期子思氏之儒的作品”[49]，龐樸先生則指出文中“仁義禮智聖”即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判子思“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的“五行”[50]，解開了思孟五行說之謎。但由於馬王堆漢墓年代較晚，又沒有更多材料可分別“經”“說”的著作年代，故當時學者往往將其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傾向認為是孟子後學的作品，年代約在戰國後期，甚或在西漢初期。這次出土的楚簡《五行》，與帛書《五行》相比，有“經”而無“說”，說明《五行》“經”的部分成書年代應當更早，將其歸為子思的作品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我們把《緇衣》《表記》《坊記》與《五行》均看作子思作品的話，就不難發現這兩類作品在文體和內容上存在著較大的差別。[51]《緇衣》《表記》《坊記》三篇在形式上主要記述孔子的言論，每章皆冠以“子曰”或“子言之”，體例類似《論語》，每篇除了一個基本主題外，涉及內容往往較為廣泛，屬於雜記的性質。如《緇衣》篇，鄭玄《禮記目錄》說“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也。《緇衣》，鄭詩也”。但從內容上看，實際主要討論君臣關係，以及君民關係、交友之道、言行之要等，好賢僅為其中一小部分。《坊記》篇主要討論禮、刑對人們的行為的防範，同時涉及祭祀、交往之道等。《表記》主要記錄有關仁的議論，還涉及君子持身之道、言行之要、卜筮等。另外，篇中多引《詩》《書》《易》《春秋》等，而尤以引《詩》為多，這些都是和《論語》相似的。而《五行》則主要闡發論證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見解，是一篇獨立的哲學論文。全文主要圍繞仁義禮智聖“形於內”的“德之行”，與“不形於內”的“行”，步步展開，層層遞進，各段之間，具有嚴格的邏輯關係，很少有脫離主題的議論，更沒有一處引用“子曰”的地方：文中雖有引《詩》的地方，但僅限於個別章節，與《緇衣》等篇幾乎每章多次引用《詩》《書》的情況有很大不同。另外，《五行》具有很高的理論思辨色彩，與《緇衣》等篇文句簡單，多為一些格言、警句，形成鮮明對照，這可以說是二者最大的差別。《五行》與《緇衣》等篇的這種差別不是偶然的，可能是子思思想發展、變化的反映。由此推想，子思的思想可能經曆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他主要祖述孔子的言論，同時加以發揮。[52]這在文獻中也有反映，《孔叢子·公儀》：“穆公問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其君之所疑者何？’”可見，子思常常把自己的言論與孔子的言論混同起來，以致引起當時人們的懷疑。而後一個階段，他則係統提出自己的觀點，與以前相比，具有較高的理論思辨色彩，這一時期可以看作他的成熟時期。耐人尋味的是，上麵兩類作品的不同特點在今本《中庸》中均有所反映。武內義雄說“《中庸》與《累德》[53]、《表記》、《緇衣》、《坊記》四篇有關係，極當考究，此四篇之文體，與《中庸》上半相似”，可謂抓住了問題的實質。需要補充的是，《五行》一篇與《中庸》下半相似，這一點也同樣“極當考究”。從這一點看，今本《中庸》上下部分在文體、內容、思想等方麵確實存在著差別，表現出不同的思想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