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漢代，思孟一係的說法得到當時學者的進一步確認。《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孟軻，鄒人也。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司馬遷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據學者考證，子思約生於公元前483年，卒於前402年，而孟子一般認為約生於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左右[71]，所以孟子一生實際並沒有見到過子思。孟子雖然不及見子思，卻受業於子思門人，仍然間接受到子思的影響，二者在思想上可能具有某種一致性，後人所謂的思孟學派也應該主要是對此而言。不過，當時似乎更流行的是孟子師事子思的說法，如劉向《列女傳》說：“（孟軻）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名儒。”班固《漢書·藝文誌》說：“名軻，鄒人，子思弟子。”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東漢應劭《風俗通義·窮通》說：“孟子受業於子思。”《孔叢子》甚至杜撰出孟子拜見子思的一幕：“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誌，命子上（注：子思之子）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孔叢子·雜訓第六》）這裏似在暗示人們，孟子之所以能有後來的影響，乃是因為得到子思的提攜、欣賞。《孔叢子》還編造出孟子請教子思的內容：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孔叢子·雜訓第六》）
孟子十分重視仁義，曾批評梁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這裏的“子思”卻似乎對孟子有所不滿，教導他要“先利之”，並講了一番“利”與“仁義”的大道理。這裏的內容雖然是虛構，卻流露了這樣一種信息，即編造者在有意借子思之口對孟子的某些言論作出修正，把子思說得比孟子還高明。此外，編造者還有意將孟子的言論套在子思頭上，讓子思以此訓導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