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思孟的麵貌又有新的變化，並隨著道統說的出現，與道統結合在一起，成為儒家正統的代表和象征。與此相應，其地位也不斷提高。漢魏以降，佛老流行，儒學衰微，逮至唐代，韓愈崇儒學，批佛老，首倡道統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之傳之舜，舜以之傳之禹，禹以之傳之湯，湯以之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76]儒家的道自古以來就有一個傳授係統，它從堯舜時代就已經開始，遠比佛老久遠，這一傳授係統後經孔子傳與孟子，孟子以後卻不傳。韓愈還注意到道統譜係內部的差別，他說：“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77]認為“由周公而上”，所重在於政事；“由周公而下”，孔子到孟子，所重在於思想學說。孔子之後，儒學已出現分化，形成不同的派別，“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78]。這便將曾子、子思、孟子置於堯舜以來儒學道統傳人的位置，認為曾子、子思、孟子一脈相承，得孔子之真傳，處儒家之正統。所以嚴格說來，韓愈這裏提出的主要還是一個譜係的概念，而不是學派的概念，但既然思孟之間存在學術上的授受（不一定是親自的授受），又區別於孔門其他弟子，那麽，將其看作一個學派便並非沒有根據，隻是韓愈還沒有明確提出思孟學派的問題。
韓愈的道統說得到宋明理學家的普遍認可。“伊洛興起，那時的學術風氣又變了。他們看重‘教’更過於看重‘治’。因此他們特別提出《小戴記》中《大學》這一篇，也正為《大學》明白地主張把‘治國’、‘平天下’包括到‘正心’、‘誠意’的一條線上來。於是孟子和孔子更接近，周公和孔子則更疏遠。在韓愈以前，常還是‘周孔’並稱的，到伊洛以後，確然變成為‘孔孟’並稱了……他們之更可看重者，也全在其內聖之德上，而不在其外王之道上。於是遠從《尚書》‘十六字傳心訣’，一線相傳到孔孟，全都是‘聖學’，不再是‘王道’。”[79]因而，二程、朱熹都主張孔子之後，傳播“聖學”的是曾子、子思、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