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道性善”，其直接的現實關懷是“距楊、墨”，確立儒學的價值理想；從思想的發展來看，則是對他以前論性方式及人性觀點的超越。人們之所以對孟子性善論產生種種誤解，往往也是因為將孟子“道性善”與其以前的論性方式混同起來。故在討論孟子性善論前，先要了解孟子以前論性的方式與特點。據《孟子·告子上》：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注：舜同父異母弟），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幹。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公都子在這裏列舉了孟子以前三種不同的人性主張，分別是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無名氏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說，以及同為無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說。可以看到，這三種人性論有一共同特點，即它們都是將“性”看作一客觀對象、事實，根據性的種種具體表現，對其作經驗性的描述、概括，類似一種科學實證的研究方法。由於觀察、分析的角度不同，其具體結論也有所不同。告子由於著眼於性的具體內容，認為“食色，性也”，而“食色”本身無所謂善與不善，關鍵在於外界的引導，故認為“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告子上》）。第二種人性論關注環境與人性的關係，注意到當文王、武王這樣的賢君出現，社會得到治理時，百姓往往樂於為善；當幽王、厲王這樣的暴君出現，社會陷入混亂時，百姓則往往變得殘暴。故認為人性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關鍵在於環境的影響。第三種人性論則注意到，人性之善惡似乎並不完全是由外因所決定，如，有堯這樣的賢明君主，卻有這樣壞的百姓；有瞽叟這樣壞的父親，卻有舜這樣好的兒子；有紂這樣邪惡的侄兒，且為君主，卻有微子啟、王子比幹這樣的賢臣。所以合理的解釋隻能是，有些人性善，有些人性不善。以上三種人性主張，雖然具體觀點有所不同，但其論性方式則是相同的，其中有些觀點也是可以協調、相通的，例如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說，若著眼於“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同於“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