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人有善性，孟子主要從兩個方麵予以說明。首先是承繼了“天命之謂性”的傳統，將善性溯源於形上、超越的層麵，認為是天的賦予。前引《告子上》孟子稱，“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認為仁義禮智不是通過學習、實踐從外部獲得的，而是本來即有的。本來即有，實際也就是上天賦予的，故孟子又引《詩》予以說明：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
對於孟子所引《大雅·蒸民》，徐複觀先生曾分析說：“在周初用彝字，多指‘常法’而言，有同於春秋時代之所謂禮。‘秉彝’，是守常法，《毛傳》以‘執持常道’釋之，有如所謂‘守禮’……而上文之‘有物有則’，指有一事，即有一事之法則，‘民之秉彝’，即民之執持各事之法則……並未嚐含有性善之意。”[43]但孟子既引用此《詩》作為性善之證，自然就不應從《詩》的原意去理解，而應從孟子的引用意去理解，按照孟子的理解，“秉彝”顯然是就人性本身而言。以上四句是說，天降生眾民，賦予其善性，有一事必有一事之法則；民既然秉持其善性，必喜好這美德。故在孟子看來，善性來自天，是天的賦予。
孟子又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同上）“心之官”即心之器官，是就心的經驗層麵而言，“得之”則是得心所具有的仁義，而此仁義即是“天之所與我者”。由於仁義來自形上、超越的天，故能不受感性欲望、生理機能的限製與束縛，“思則得之”，“求則得之”，是“可欲”“可求”的，因而是善的。所以，對於孟子而言，由於人皆有“天之所與我者”，因而也皆有善性。不過，天賦予人善性或“此天之所與我者”乃是一個超越的命題，而不是知識的命題；其所反映的是理性的事實，而不是經驗的事實。而孟子論性，雖然不限於感性層、實然層，同時也上升至超越的當然層，但並不是將其分為兩截，而是看作連續性存有之整體。故孟子在溯源於天，肯定善有形上、超越的源頭之後，又強調人有善性亦有著事實的根據，可以在經驗世界中得到顯現與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