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經文的思想集中體現於其首章中，該章提出，仁義禮智聖分別“形於內謂之德之行”，“不形於內謂之行”。其中，仁義禮智聖“德之行五和，謂之德”，仁義禮智“四行和，謂之善”，並認為“善，人道也；德，天道也”。這裏，“形於內”是指仁義禮智聖五行形於內心，是一種內在規範；“不形於內”是指仁義禮智四行沒有形於內心，是一種外在規範。經文將“形於內”“不行於內”並舉，與郭店簡其他篇中的“仁內義外”說實際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隻不過在《五行》中，由於仁義禮智聖被看作一個整體，無法把其中一部分說成內，另一部分說成外，故隻好采用目前的表述方法，一方麵說它“形於內”，另一方麵又說它“不形於內”，在表述方式上顯得較為特殊而已。[2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段作為《五行》全篇總綱的文字，在“說”中卻沒有相應的解說。對此，學術界一般以“闕文”視之，認為該章說文在傳抄中失載。細察帛書《五行》說文，其所解釋的經文實際始於第六章，該章三段文字“仁之思也精……”“智之思也長……”“聖之思也輕……”，“說”隻解釋“聖之思也輕”一段，而不解釋前麵兩段文字，多少顯得不合情理，認為其存在闕文，並非沒有可能。不過，帛書《五行》的經文與說文合抄於《老子》甲本卷後，自第170行至第214行，為經文部分；自第215行提行另段開始，至末尾第350行，為說文部分。兩部分之間，帛書並沒有脫爛的痕跡，說抄寫者“無意”抄漏了這麽一大段的說文文字，實在難以講得通。所以合理的解釋是，要麽抄寫者的底本殘缺，在抄寫中不得不略去了一大段文字——不過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抄寫者似應作出一定的記號或說明；要麽是說文的作者“有意”回避了對前麵經文的解說，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對經文第一章的觀點已有了不同的理解和主張，這在說文中似也有所反映。因為從說文的內容來看，其與經文的最大不同，便是“已不再像簡書《五行》（帛經）第一大部分那樣拘泥於計較形內、形外，五行、四行所和之德、善的分別，而是力圖將它們進一步拉入形內，係之於心性學的理論框架中來思考，並以五行之心與五行之氣將身心內外統一起來”[24]。所以，帛書說文為何略去了對經文前麵幾章文字的解說，尚可以繼續討論，但說文已不滿意經文對“形於內”“不形於內”以及“為德”“為善”的區分，並試圖對其作出改造、調整，則是可以肯定的。這在以下各章中鮮明地反映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