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經文提出仁義禮智聖五種“形於內”的“德之行”，即形成、表現於內心的五種道德規範，不過，這裏所謂規範並非抽象、固定的教條，而是動態的活動和過程。楊儒賓先生曾根據郭沫若對《莊子·天下篇》“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一段文字的分析指出，“《五行篇》開宗明義所說的‘德之行’就是‘心術’或‘心之行’的另一種更具體的規定。《五行篇》說到‘仁形於內，謂之德之行……智形於內，謂之德之行……義形於內，謂之德之行……禮形於內，謂之德之行……聖形於內，謂之德之行’，意指仁、義、禮、智、聖體現於心中時，其心靈即化為仁、義、禮、智、聖諸德之流行。‘形’是彰著之意，‘德之行’則指道德體現於心靈時的一種模態”[40]，應該說是基本準確的。《五行》說文在解釋“德之行”時卻提出了仁氣、義氣、禮氣等概念，故說文的“德之氣”與經文的“德之行”是一種什麽關係？是對後者的合理延伸和發展，還是理解中的曲折和誤讀，便成為《五行》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此，楊儒賓先生的看法是：“任一行的‘德之行’都會帶來與之一致的‘德之氣’。比如，仁之行即有仁氣，義之行即有義氣等。”“在‘德之行’與‘德之氣’之間，我們發現‘誌’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隻要誌之所向，氣即可隨之流行。”按照楊先生的說法，“德之氣”是伴隨著“德之行”而產生的，並認為“這比較符合孟子學的一項重要設定：‘誌至之，氣次之’，亦即有什麽道德意識所及之處，即有與之相應的氣跟著流行”。[41]對於此，我們是表示疑問的。實際上，說文的“德之氣”不僅不可以與孟子的“以誌帥氣”簡單地相提並論，而且它本身就是針對後者“誌、氣二分”所麵臨的矛盾和困境而提出的，是孟子後學對孟子思想中業已出現的另一種氣論的合理延伸和發展。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先對說文中的“德之氣”作出分析和梳理。說文有關“德之氣”的論述最先出現於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章，該三章經文分別對仁、義、禮做了細致的描述。其文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