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政治思想脫胎於周人的宗教天命觀，在後者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起來。周人以“小邑周”滅了“大邑商”之後，為適應形勢的變化，在宗教觀念上進行了變革，一是提出天命靡常，認為“天不可信”；二是突出了民的地位，主張敬德、保民。原來在殷人的觀念中，天乃神秘的外在力量，是曆史與命運的主宰，它賜予並決定人世王朝的統治權力和政治壽命。當初殷人滅夏，就是遵行天的意誌，“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書·湯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同上）。殷人獲得天命後，便會受到天的恩寵，並長久地保持之，“天其永我命於茲新邑”（《尚書·盤庚》）。所以當紂王身陷內外交困，不是及時自我反省，而是感慨，“嗚呼！我生不有命於天？”（《尚書·西伯戡黎》）周人汲取了殷人的教訓，不再一味地依賴天命，而是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注：文王）德延”（《尚書·君奭》），天不可能長久地眷顧一族一姓，天曾降命、眷顧於夏人、殷人，但因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所以，“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隻有像文王一樣地敬德，才能保住天降於周人的大命。可見，獲得天命的關鍵在於敬德，而敬德又主要體現為保民。在周人看來，“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尚書·泰誓》）。也就是說，天賦予了君管理、統治民的權利，但這種“為民之主”的政治權利又主要體現為“保民”“佑民”的責任義務。這是因為“惟天惠民”，“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尚書·泰誓》）。天是民意的代表，是根據民意主張、行事的。既然天惠顧、同情民，那麽，天所選立的君主自然也應該根據天的意誌——實際也就是民的意誌來進行統治，否則，便得不到天的認可，不具有統治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