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道”、政治理念的維護者，這種政治理念主要包括政權的合法性基礎、政治的正義性原則以及士的為政原則等。原來在周人的天命觀中，一方麵認為“天佑下民，作之君”，另一方麵又主張“民惟邦本”（《古文尚書·五子之歌》），認為“後（注：君）非眾，無與守邦”（《尚書·大禹謨》），突出了民在國家政治中的地位與作用。在此基礎上，儒家進一步提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明確肯定設立政權、“立君”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民，從“天下為公”與“民為貴”兩個方麵，對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作出了規定和說明。
從人類的曆史經驗出發，儒家不否認“立君”的合理性，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便是肯定一個統一的王權對於維護社會秩序的巨大作用。孟子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孟子·滕文公下》）看作文明史上的大事，也是著眼於君在領導民眾應對自然災害、抵禦外族入侵中的作用與貢獻。但孔孟等儒者也清楚地看到，君的“無道”同樣會給人民生活、社會秩序造成巨大危害，所以他們雖然主張設立君，但又站在民的立場來限製君，規定了立君的根據與目的，體現了對政治問題的獨特思考。自人類有君以來，立君的形式大致有兩種：堯舜的禪讓和禹湯、文武的世襲，這種差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權力共有與私有的不同。“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第三十章》），似乎對於這種差別並沒有給予特別的強調，而孔子之後的子遊一派，則極力強調這種立君形式的不同，並以此對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作出思考。成書於子遊一派的《禮運》篇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