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義利之辨”之所以在儒學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僅是因為涉及倫理學上道德與利益這一普遍問題，更重要的是，它還關涉政治學上權力與正義的問題。具體講，就是政治權力（包括製度與行為）是應追求公正、正義，還是物質利益。孔孟等儒者認為，政治權力當然應當首先追求“義”而不應是“利”，但其所謂“義”實際又落實於民眾的“利”，認為凡符合於民眾的“利”才是真正的“義”。反之，若隻是為了少數執政者的“利”，則是不“義”，故“義利之辨”某種意義上也就是公利與私利之辨。《孟子》開篇的一段文字，對這種關係做了生動的說明。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這段文字被置於《孟子》的開篇，可能不是偶然的[11]，一定程度上是當時社會趨“利”若鶩，而孟子卻獨樹一幟，倡導仁義的反映。孟子主張“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語被後人做抽象理解，成為儒家“重義輕利”的罪證。但問題是，孟子“何必曰利”的“利”並非一般意義上的利，而是具體的利，實際也就是梁惠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的“大欲”，是一己之私利。孟子認為如果執政者都追求這種利，“天下交征利”，那麽，必然發生弑君、篡國的悲劇，危及到公正、正義與政治秩序。更重要的是，這種“利”乃是君之利而非民之利，是利於君而害於民的。“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誌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孟子·告子下》）所以為君的關鍵在於仁義，如果君主不向往道、誌於仁，卻為其“辟土地，充府庫”，那麽實際便是在幫助桀紂，隻能算是民賊而已。對於他們，最好的選擇便是“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這裏的“仁義”既是一種道義原則、道德品質，同時還關涉著天下的公利，包含著對政治正義性的思考。《孔叢子》中子思與孟軻的一段“對話”，對義、利的這種關係講得更為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