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等儒家學者不僅是儒家政治理念的倡導者，同時還是其積極的實踐者。不過從孔子開始，儒家不是自己建立組織，並依托此組織以伸張其思想主義，而是選擇了“仕”，希望通過出仕將其思想主張貫徹到政治實踐中去。這樣，儒家與當時的政權、執政者之間便存在著一種特殊的依附關係。儒者一旦進入官場，便已不是純粹的士子、讀書人，而成為一臣子，與君主之間存在著“君臣之義”，需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與義務。故孔子主張“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而》），要求“事君盡禮”（《論語·八佾》），“事君以忠”（同上）。對於君，亦抱有極大的敬意：“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複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論語·鄉黨》）不過，儒者選擇仕，不是為了個人的利祿，而是“行其義也”（《論語·微子》），是為了實現其政治理念與人生理想，故在“君”之上，他們還安置了更高的“道”，以道為人間的價值原則和政治理想，而自視為道的維護和實踐者。在君與民之間，他們亦不因為受雇於前者，便無條件地為其俯首效忠，而是自覺地以民眾利益代言人自居。所以從孔子起，便主張“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要求“勿欺也，而犯之”（《論語·憲問》），體現了“以仕行道”的價值取向。
不過儒家的政治選擇，也使其陷入一種不可避免的兩難境地：一方麵他們雖然遵循“不仕無義”的政治理想，希望通過出仕來改造“無道”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現實，但另一方麵，“以仕行道”又必須以“得君”為條件，如果昏君當道，明主不遇，不僅“行道”無法實現，自己的人格乃至生命還會受到威脅和傷害。麵對這一困境，孔子提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在“仕”之外，又保留了“隱”，主張“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仕”是積極意義上的推行、實現道，而“隱”是消極意義上的堅守、維護道，故“行道”才是儒者的最高目標和理想，而“出仕”不過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而已；如果“行義”不得，寧可“隱居”以保持意誌的獨立，亦不可為了利祿而放棄儒者的原則與理想。做不到這一點，便不配做一名儒者，便會受到孔門的抨擊和討伐。“季氏富於周公，而求（注：孔子弟子冉有）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正說明了這一點。不過，“隱”雖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出仕”與“行道”之間的緊張，使儒者在“行道”不得時，可以暫時從官場中脫身而出，以不合作的方式維護人格的完整，同時表達對執政者的抗議，但它終歸是在消極的意義上尋求解決之道。更重要的是，如果“出仕”是為了“行道”，而它本身又必須以“天下有道”為條件，否則隻能退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矛盾，也是“以仕行道”需要克服的局限。所以當“天下無道”時，儒者應采取什麽樣的態度和選擇，仍是一個需要探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