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史的發展來看，竹簡天人之分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古代天命思想長期發展的產物，是對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種反動。我們知道，三代以來尤其是周代主要信奉的是一種有意誌、有目的的神學天，這種天既是自然天時的主宰者，掌管著雨、風、雲和收成的好壞，也是人間禍福的決定者，可以保佑人王，也可以降禍人間。天的命令稱為天命，是人間的最高指示，也是王朝更替和族姓興廢的依據。在古代天命思想的發展中，周人“以德配天”的提出具有重要意義，反映了天人關係的新階段。周人認為“天惟時求民主”（《尚書·多方》），天曾分別選中夏人和商人做統治者，但因為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從夏、商相繼滅亡的經驗教訓來看，天不會永遠眷顧某一族姓，“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尚書·君奭》），周人想要保住所受的天命，就必須“王其疾敬德”（《尚書·召誥》），因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上天不是根據祭祀行為，而是根據德行的好壞選擇統治者，有德的統治者不僅能得到上天的眷顧、保佑，死後也可以上達帝廷，“在帝之側”。從天人關係的角度來看，周人肯定天的道德品格，將其看作道德法則的設定者，具有獎善罰惡的能力，並且認為通過“敬天”“保民”“疾敬德”就可以“受天命”，可以說反映了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也包含了對命運問題的思考，其觀點可稱作道德定命論。不過周人的天命往往具有集體的性質，反映的是一族一姓的政權得失，在當時主要還是個政治概念。[34]個人意義上的命運觀可能要到周末春秋才出現，這一觀念的形成，同當時“怨天”“罵天”的思潮密切相關。
作為儒學的創始者，孔子對於天給予極大關注，同時由於所處的時代，他所說的天往往具有多種含義。孔子的天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傳統主宰天的含義，這為學界所公認，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佾》）。“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論語·雍也》）“不怨天，不尤人，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憲問》）不過由於孔子提出了仁，以仁遙啟天道，突出人的主體性，從而使天與個人發生聯係。此外孔子還談到自然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當然也談到命運天：“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有斯疾也！’”（《論語·雍也》）“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一項事業的“行”“廢”由不可抗拒的外部力量所決定，是個人無可奈何的，這種力量就是命。此外像生死、富貴等都屬於天和命。這裏所說的顯然是一種命運天，是春秋以來命運觀念的延續。但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並不在於他延續了傳統的命運觀，而在於他提出“知天命”，確立起人麵對命運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