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的人類學文獻中一個揮之不去的主題，就是鄉村宗教中的王權至今仍可觀察得到。此一觀察乃是基於一個有名的假設，那就是中國的宗教觀體現於中國一元的世界觀，即鬼神世界是人類社會的反映。本文嚐試在這個深刻的理解之上指出，王者顯現的傳說和王權在宗教儀式中的顯現，反映了國家權力擴展和國家信仰建立的曆史現實。
在這個論點中，時間至關重要。市場的擴展、識字能力的提高和文本的傳播，與明朝國家的擴張同步。經濟發展，然後是科舉製度，造就了新的精英，他們不是把自己視為經濟上處於相同地位的一個階級，而是一個與國家和地方社群均有特殊關係的等級集團。問題的關鍵在於裏甲製，此一製度絕非把王權加諸地方社群，而是把國家的認可體現於既存的地方社會組織之中。宗族意識形態的興起，以及國家對宗族以之為中心的祠堂的承認準許，皆出現於官僚權威從以神明為中心的製度向以祖先為中心的製度轉移的大環境中。同時，官方認可的禮儀經宗族采納而傳播，與道教官僚傳統的借用同步。道士也反對他們認為是異端的東西，雖然道士們本身也被士大夫所猜忌。
在這個過程中，正如在傳說、道教科儀、祭祀地點和宗族禮儀中所見，國家對於村民至關重要。但並不是說要把皇帝其人，或是他的官員，結合到地方文化之中，而僅僅是把某些官員的某種代表納入其中而已。宋帝昺的傳說是個例外，這個故事從與他有淵源的趙氏那裏發展出來，也得力於陳白沙早在祠堂及其意識形態興起之前數十年便已建立了的集體祭祀。在鄉村禮儀中，玉皇大帝是皇帝的替身，道士通過儀式、士大夫以忠臣後裔的身份，表達對於朝廷的忠誠，這就足夠了。治國需要手腕，國家禮儀則僅需默許。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布置地方社會的模式。結果，庶民與充滿了官階爵祿的姓氏集團結合。地方社會心中有數，知道中央權力可以為地方所用，於是屈從於中央。不是皇帝施展他的手腕，而是地方社會給他的地位以應有的尊敬，並且將之整合到禮儀之中。王權必須觸手可及，是這個過程要達至的一個目標。但是，這個目標本身卻正是王權顯現（不論其為真實或想象）的結果，而且讓鄉村成為王朝不可分割的、有自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