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宗族成為社群綿延下來的背景之下，成文族譜並不是記錄世代關係的唯一手段，那一點也不言過其實。需要強調的是，曆史學家在各大圖書館裏找到的成文族譜不但不是宗族成員手上唯一的族譜，即使宗族成員承認為族譜的文書也不是宗族世係唯一的記錄。不少宗族曆史基本上保存在禮儀、口頭承傳，以及一個融進了社會生活的動態詮釋過程中。這是囿於成書材料的曆史學家尚未充分開發的一個宗族社會領域。篇幅所限，無法詳盡討論這個“活的”宗族傳統在曆史文獻中的諸多表現，但我將引用兩個非常不同的例子，以顯示為什麽不應把記錄在成文族譜中的宗族視為唯一的社群的宗族。
我發現香港新界著錄支派的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們與鄉村地理，特別是鄉村房舍的布局聯係在一起。我在新會某宋氏的族譜（1943年油印本）中找到確證。各個段落不能盡錄，但從以下一段可見一斑：
緣俊祖生於明永樂間，與文俊公同時由正岡遷居穀嶺。文俊居北，緣俊居南，今之緣俊祖祠，即初遷時之住屋也。
作者接著描述祠堂，斷言先人在那裏居住了五代，才分支出去。然後，又詳細描述了村裏的占地，清楚顯示宗族支派怎樣劃分土地，而在他自己支派的占地裏，再分支的支派又怎樣劃分土地。地理對於禮儀也有積極作用：先人來到那裏時所開的井，是嫁入村來的新娘下轎和嫁出村去的新娘上轎的地點，也是在民國前新年時，村北的居民一起懸掛燈籠而村南的居民也一起懸掛燈籠、至民國時期則共同這樣做的地方。村前的魚塘是其中一個支派挖掘的，魚塘挖出來的泥用來種了樹林，稱為“眾人林”。一個宗族村的每個部分看來是在宗族的所有權和社會活動中聯係起來的。[13]
地理表現受到如此重視，以至興建新房子或遷往新的村址，就像一個支派首次取得正式認可一樣，都會被視作宗族開基的地標。潘斯濂所編的族譜，就是一部宗族開創初期所編修的族譜，是一個特別有趣的例子。這些族譜不一定是印刷的，但必定相當常見，而且必定是目前已經成為宗族研究主要證據的印刷族譜所常引用的“早期版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