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當下的中國社會經濟史文獻，城和鎮出現於四個相關但不相同的情景。第一，城和鎮是“中心地點”，是貿易網絡的交匯點，引申出來的問題是那些貨物和資訊交流的網絡有多開放或封閉。[2]第二，城和鎮是城市中心，以空間範圍觀之，至少有可能產生特定的生活方式，引申出來的問題是中國城市究竟是農村生活的對立，還是延續。[3]第三，城和鎮是商人活動的聚焦點，以市場與國家互動之點觀之。引申出來的根本問題就是商人這個群體究竟能否勇於麵對官方商業規條中的幹預。[4]第四，城和鎮關係到19世紀和20世紀資產階級的崛起，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城市經濟盡管早在幾百年前已經茁壯發展，但為什麽中國在西方思想流行之前沒有誕生自己的資產階級？這是一個涉及政治意識形態和城市居民自我形象的問題。[5]本文基本上是處理這四個問題。這裏對於把鎮當作商業中心、鎮居民可能會發展出新的生活方式、商人可能會勇於麵對官僚，不持異議。我關注的問題是，鎮的領導者會怎樣思考鎮和他們自己的地位。我的看法是，明清時期，鎮的領導者認識到他們鎮的繁榮植根於經濟，然而，他們發現披上紳士的外衣，對他們有利。換言之，中國的鎮的資產階級雖則是資產階級，卻並不衝擊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態，而這種政治意識形態是可能給予他們認可的。而在這個時期興起的商業主義之上打上身份烙印的正是紳士文化。因此，我們在論證鎮領導者的自我理解時便可看到，盡管商人恐怕失去他們的地方自主，他們對政治意識形態卻力不從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