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國我最熟悉的地區是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在這裏，“禮儀革命”表現得相當清楚確鑿。我的意思是，我們知道那些禮儀是什麽人和什麽時候引進的，也有掌握禮儀變遷前後的記載可供比較，而且我們能描述伴隨禮儀變遷而來的社會變遷。要了解某些史料，須具備豐富的地方知識，所以，重要的是把焦點集中在地區內。因此，我將從珠江三角洲的經驗開始，進而及於全中國。
要理解“禮儀革命”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便得先指出，直至南宋（1127—1279）那裏的社會風貌仍不過是隻有幾座佛寺，周圍是木棚和船隻，居住著當地人。數座有長久地區意義的神龕，供奉著當地的神祇，而城市生活僅限於港口城市——廣州，那裏居住著大量自稱阿拉伯裔的人，並與東南亞和中國沿海的商人往來頻繁。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區淹在水裏，直至長江下遊城市急速發展起來，稻米市場和賦稅之利使得重要的排水工程實施後，才“問海取地”。但是，賦稅是和科舉一同引進的。12世紀時，政府頒令興建府學，而在新建的學校裏祭孔，便是早期社會所引進的一種重要禮儀。[3]
在這個背景中，朱熹（1130—1200）的理學被引進。朱熹的生平和思想毋庸細表，本文集中在他對珠江三角洲的影響方麵。這方麵隻需提出兩點觀察。第一，理學是西方所謂的新儒學的一個標誌，其道統的傳承有文獻可考。換言之，朱熹的門生十分在意思想的一脈相承，在他們的傳記裏時有所載。思想溯源維係了對道統的信念，雖然所謂道統之學也因時而異。第二，在內容方麵，朱熹的學說倡議把家族禮儀而不是祭孔，作為地方禮儀的核心。因此，朱熹的家族禮儀論提倡庶人也可以在家中保留奉祀祖先的神龕，並且把冠、婚、喪、祭之禮劃一。這些禮儀的采納可視為禮儀革命的開始，可是這樣一來便會忽略了革命全麵展開後便消失的社會階級因素。[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