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把這裏的討論擴大到中國其他地方去之前，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談論16世紀的明朝中國時，涉及的可能是1.5億人，而18世紀的清代中國，則是3億人。[32]在這樣龐大的人口中，巨大的差異是可以預期的，而且也應該預計到盲點，這是由於因應種種差異而對人民大眾所做的研究是如此的少。然而，如果禮儀革命是在一個點發生，但得到經濟變遷的廣泛支持，那麽其影響便不應隻局限於珠江三角洲，因而也就值得考慮（倘若是為了引發進一步研究）禮儀變遷可能出現在中國不同地方的問題，而印證了這些禮儀變遷的諸般影響，也一定意味著中國社會史的一種嶄新解讀。這裏也值得提醒一下，現在珠江三角洲的大部分地方，到明朝建立時還是沉在水裏的。土地是因應市場的發展，通過填海開墾得來的。禮儀在明朝時期發生了變化，人口之中原來居於水上的逐漸移居陸上，陸上人與水上人的階級劃分，到明末以至於清，日益明顯。在比較中國不同地方的時候，須牢記生態的變化，以作方法上的考慮：水上人的社群除了陸上的神龕之外，沒有任何遺跡留下來。而陸上人的村落，房子用磚石建成，從明朝屹立至今。此外，陸上人廣泛使用文字，並且渴望送子弟應考科舉；水上人則一直是文盲，法律上禁止考科舉。因此，陸上人保存了自己的文字曆史；而有關水上人的僅存的記錄，卻是零星的，而且非水上人所寫。禮儀變遷與珠江三角洲的開墾同步，也就是說，陸上村落大規模吸納人口，因而給人的印象就是這些村落在它們的曆史上首次進入了中央政府認可的禮儀範圍。這個印象也許並不準確，能用以研究的資料不多。[33]
文書的傳播在其他地方不一定與禮儀革命同步。福建的莆田區是中國少數幾個研究的與珠江三角洲一樣多的地方之一，這裏有關鄉村社區的文字記錄出現得很早。莆田在南宋已開墾作農耕，而從元朝某個時期起，江口鎮的東嶽觀成了治河工程的地區中心。一間寺廟在一個村落群中的占有中心地位，並不代表與珠江三角洲的模式有別。地域性神龕遍布當地，是莆田和珠江三角洲鄉村和村際聯盟的標誌。從明朝起，祠堂在這兩個地區日益普遍。莆田也像珠江三角洲一樣，一些祠堂取代了佛寺，成了祖先祭祀的理事人。其中的差異，可以石庭的黃氏宗祠為例。現在的祠堂讓人勾起對1031年的原建築傷感的回憶，但是，埋在院子裏的小石像顯示祠堂所在之處曾是高官的墓地。祖先的墳墓仍在附近，而步行15分鍾，便可到達一個佛寺。[34]這種模式可以從珠江三角洲一些自宋朝開始已有人聚居的村落得到印證：祭祀空間建於墓地（稱為“功德林”）附近，由僧侶照管，並與祠堂（不論是否以“家廟”規製興建的）分離，而且也是16世紀常見的情況，並不建於村內。[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