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由防衛單位演變為鎮的地理劃分，是佛山形成初始城市特色的先兆。我們須看看明時期鄉村屋聚落的麵貌：每建一間新房子，街巷也就越深入，越狹窄。標準的防禦工事就是街巷組成一個羅網，晚上關起堅固的木柵保護自己。陳贄在1450年的記載寫道：
為逆者聲言欲攻佛山，父老赴祖廟叩之於神以卜來否，神謂賊必來，宜蚤為備。於是耆民聚其鄉人子弟，自相團結，選壯勇，治器械，浚築壕塹，豎木柵，周十許裏，沿柵置鋪，凡三十有五，每鋪立長一人，統三百餘眾，刑牲歃血誓於神曰，苟有臨敵退縮，懷二心者，神必殛之。[18]
1449年的鋪看來顯然是這樣一種街區防衛設施。
問題在於，陳贄文章現存的兩個版本一個說是25個鋪，一個說是35個鋪，都不是說24個。我不認為這是傳抄的錯誤。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強調原來隻有24個鋪，該書付梓時則增至25個。[19]然則，1752年的鋪便不是1449年的鋪。但畢竟，沒有理由假定北帝廟周遭的鄉村都曾參與抗賊，或因此而受過表揚。例如，柵下鋪的兩個社一直至清朝仍自行祭祀一位1449年的烈士，這位烈士卻不在22位父老之列。[20]此外，有關柵下的資料顯示，事後的解說模糊了大眾的記憶：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沒有把庇民社包括在原來的九社之內，而1923年的版本則將之包括在內。[21]除了在北帝廟以外自備防禦的社群之外，我們還必須思考有些社群可能在亂事中顛沛流離，有些則可能降賊。如果對1449年的佛山地理沒有若幹認識，則任何有關鋪的組織範圍的討論都必屬空談，不過，文獻中的差異卻不容把前後不同的鋪混為一談。
更為有力的說明是，在1795年各鋪參與建立義倉之前，沒有成文記載表明它們之間合作治理過佛山。[22]整個明朝都沒有官員或軍隊派駐佛山，防務的協調看來並非常製。1553年饑荒之時，紳士冼桂奇捐糧做粥，分派給饑民，此例一開，“二十四鋪之有恒產者亦各煮粥以周其鄰近”。他又“遣人分護穀船米市以通交易”。此舉意義重大，在同年一篇紀念此次義舉的文章中，我們不但有了佛山米市的最早記載，也看到了鋪在危機之時全給貶降至一個被動的地位，盡管記事的碑刻乃是由“仕民”以“佛山二十四鋪”的身份聯署。[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