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圖在16世紀中葉是佛山唯一獲認可的集體組織，到了18世紀中葉，降而為一個純禮儀組織。這個轉變應放在佛山的發展和眾多外來人的融合（其中隻有一些附加在裏甲登記之中成為“子戶”）這兩條線索中理解。八圖基本上不能擺脫其建基於土地和戶口賦稅的形象。這樣的話，八圖與佛山的貿易麵向關係不大。在有需要的時候，或抗賊抗官之時，能夠提供幫助的是士紳，這些士紳中，部分是八圖的後人。1752年版的《佛山忠義鄉誌》編修之時，佛山的領導權已顯然轉移給了士大夫，而這部書記錄了一段曆程，從中可以看到士大夫透過由個別成員所出力的社會服務得以從16世紀中葉延續下來。
李待問所處的晚明時期是佛山確定其曆史性格的關鍵時刻，而到了陳炎宗所處的18世紀，士大夫的介入已然底定。在冼桂奇賑濟1553年的饑荒與李待問1604年中進士之間，地方史所提到的重大公共服務隻有1559年霍與瑕和1568年其子的修繕公益橋。[46]記載之所以絕無僅有，一個理由當然是重大事件缺少紀念文章，毋怪李待問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提到該橋之前的多次修繕。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撰寫紀念文章是文人的習慣。在16世紀中葉以前和以降，不少橋經過修繕。[47]這些都沒有記錄下來，不見於地方史之中。
然而，橋梁修繕不隻是一項社會貢獻。霍與瑕是朝廷命官佛山人霍韜（1487—1540）的兒子。霍氏的祠堂在鄰近的石頭鄉，霍氏對貿易和房產的生意均甚感興趣。[48]話說霍韜十分敬重梁焯，每過其墓，必拜祭之。[49]霍與瑕和冼桂奇是同時代人，都是湛若水的學生，而湛若水則是陳白沙的學生；湛的地位與霍韜同時代的佛人龐嵩不相上下。[50]由此可見，道統的承傳是16世紀第一代紳士的特點，而從霍與瑕成為一個人物，載入地方史，因為從他開始，參與公共事務開始當成是對鄉梓的貢獻。陳炎宗強調，他的地方史不是佛山第一部而是第二部地方史，第一部由李待問的一位親人所編修，得李氏認可。[51]我們也可以從霍韜的例子中看到，外來家庭如何在不能以裏甲登記的情況下，突出其士大夫的出身，以躋身佛山的領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