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逐漸興起成為佛山的主導力量，可以有種種理解。在19世紀和20世紀，政府文件和士大夫著作中的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裏甲的長官既不學無術，又貪汙腐敗。他們向當地人民諸多需索，而且挪用公款。不過，我認為佛山的曆史與此有點不同。士大夫興起成為佛山社會的領袖，關係到權力衝突，也關係到文化衝突。他們來自裏甲登記戶，但到了18世紀已經擺脫了他們低微的出身。裏甲在晚明和清初為隻有少數人可以躋身的上流所藐視。乾隆版的《佛山忠義鄉誌》是一部新文化的記錄。此書在士大夫與八圖的糾紛中編定，表達了士大夫的觀點。因此，佛山不僅是一個經商買賣的世俗之地，也是士大夫靈感的來源地。
這樣，問題就應該是，究竟引進到佛山的士大夫文化是否反映出士大夫的性格。不少士大夫均與佛山的商人有關，有些士大夫甚至自己就是商人，而商人能夠自立門戶，但這些都無關宏旨，因為這不是一個誰統治誰的問題。進入佛山的文化不是一種純然的城市文化，而是一種籠罩於宗族和科舉考試的文化。佛山是鄉，它的組織是一間廟宇，後來是一個義倉。有人可能會誇大了這種情況，認為佛山連勉勉強強的城市文化也沒有出現過（這是另一篇論的題目了），但那種政治文化並未使佛山與整個社會脫離，而商人也沒有通過佛山在全國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如果佛山曾經有過一個資產階級，那麽，套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說法，這個資產階級常常向士大夫“投誠”，正如西歐的資產階級向貴族投誠一樣。[74]因此，佛山在商業上是一鎮，在政治上是一個鄉、一個行政單位，正如中國其他地方在18世紀和19世紀是行政單位一樣。
[1] 原文為：“What Made Foshan a Town？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Q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2（December 1990），pp.1-31.本文最先發表於1989年3月17—19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亞洲研究協會年會。筆者感謝蕭鳳霞、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華若璧（Rubie Watson）給予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