潭岡鄉的經驗是奇特的，以至難以找到可資比較的故事。然而，潮流不隻在潭岡一鄉翻起細浪。土地集中管理（倘若擁有）、海外鄉民參與鄉裏的政治、有的人為了某些原因而想進行徹底的改革而領導階層則緊跟接受程度隨時變化的政府所發出的國家指引辦事，兩者的意識形態各走各路、鄉歌和鄉旗以至慶典的時間表——看來都是民國社會所常見的。正如在其他鄉村一樣，這些潮流看來一時衝毀了傳統秩序的堡壘，但過一段又退卻了。終於，理想不敵私人土地所有權的現實，而鄉裏的不同派別激烈爭奪集體權力。這番爭奪所用的語言也就是國家政治所用的語言；而所爭奪的則仍是地方上的土地、地位和權力。
按照這樣的情況，國家侵入鄉村社會的現象，大抵是一種錯覺。認識到擴展下情上達的代表方式必須與經濟控製權的分散同步，是鄉會與辦事所之間權力轉移的短暫表現所造成的結果。而且曆史的確是重演了：采用國家認可的政治語言但又沒有拋開鄉村的權力關係，過去曾經出現過。16世紀宗族的出現，或18世紀和19世紀地域聯盟的崛起，都可作如是觀。董事局、司理、會議記錄，以及鄉民大會，都是民國的產物，然而，鄉村也可以如接受祠堂、公所、鄉學和士紳那樣，把它們照單全收。
[1] 原文為：“Lineage Socialism and Community Control：Tangang Xiang in the 1920s and 1930s，”in David Faure and Helen Siu ed.，Down to Earth：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61-187.
[2] 這些文獻是許舒博士（Dr.James Hayes）在香港一間二手書店發現的，由他和我共同購得。除了會議記錄外，這批資料中還有官司記錄、地契，以及1919年那次籌款的一本小冊子。大多數年份的會議記錄都有副本。許舒博士和我的安排是由我保存所有記錄的副本，以及無副本的影印本。同時，我找到了“宗族複興儲蓄會”（Lineage Restoration Savings Association）的規章的印刷本，以及一封看來與潭岡有關的信，後來我才知道，這些文件正好與許舒博士和我找到的那批文獻屬同一體係。我把這些文件的影印本送給了許舒博士。此外，當我在1989年開始閱讀這些檔案時，許舒博士發現他擁有很多由鄉約編製的潭岡鄉地圖。許舒博士的所有這些檔案都已送給了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我的那一批則仍由我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