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華南研究[1]
蔡誌祥兄希望我可以寫一篇比較理論性的文章，慶祝華南研究會成立十周年。想來想去，覺得理論性的文章很難寫，所以隻能以一篇反省個人經驗的報告應付。但是，談到個人經驗，就必須考慮以後的路向，所以題目就變成現在這樣了。
談到理論，可以說華南研究深受人類學者弗裏德曼和華德英的影響。弗裏德曼我個人沒有接觸的機會。華德英則在她去世前一兩年，當我們剛開始新界口述曆史計劃的時候，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在學校中和田野上，我都有得益於她的機會。我相信自己可以從弗裏德曼的家族理論轉到社會認知理論，是受她影響的。弗裏德曼認為華南社會結構的主體是一姓一村的單位。這個論點，不等於說每一個鄉村隻有一個姓氏，而是說一姓一村是鄉村發展的一個共同方向。從這個共同點出發，弗裏德曼總結了人類學和曆史學關於中國宗族的概念。長期以來，從很多學者已經發表的有關家族運作的論著，大家都知道宗族、祠堂、族譜和族產，在中國社會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弗裏德曼最強調的是宗族與地方社會的結合。不但如此，更因為說明了宗族與地方社會的結合，他就能夠說明整個宗族概念的運作。地方上的宗族是個控產機構，地方宗族可以連起來建立地方社會以外的宗族組織。所以他把宗族分成地方宗族、中層宗族和高層宗族。宗族的層次越高，越脫離與地方社會的關係。在大城市（例如廣州）建立的祠堂（例如陳家祠），變成小部分人的聯係機構，而不是鄉村的管理組織。
弗裏德曼的理論對西方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響，是有多種原因的。其一，因為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初期，不少研究者對當時還比較有勢力的“控製論”（例如蕭公權的《中國鄉村》）已經不滿。當時除了弗裏德曼外，還有施堅雅對農村市場理論的影響。可以說，20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皇權對社會進行“控製”，士紳階層作為皇權的執行者那一套現在已經被淘汰。那個時候，我們這些比較年輕的學者，以魏斐德和孔飛力為首，開始應用弗裏德曼和施堅雅的理論來探討縣政府以外的農村世界。受弗裏德曼的宗族理論和施堅雅關於市場的概念的影響，我們開始從一個思想架構轉移到另外一個思想架構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