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市鎮施行太多控製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明清兩代，政府的力量相當薄弱；尤其在明代，有幾個市鎮隻設置了一個官員。不過，我們可以明確地說，明清兩代市鎮的地方組織是受控的。但例子並不多見，因為曆史學家對市鎮的貿易的興趣比對市鎮的權力結構更大。無論如何，市鎮也如鄉村一樣有基於地域控製的權力結構，不但如此，市集社群從地域社群那裏把市鎮發展起來的結構接過來。
陳春聲對以樟林港（潮州）火帝廟為中心的社群結構的研究，可以用來說明這種發展。[4]樟林的港口——18世紀暹羅入口大米卸貨的地點——1556年成為一個寨，而明朝的建製包含四個社。地方管理可能以建於1586年的北帝廟（供奉玄武大帝的廟宇）為中心，四個社均向此廟捐獻。這裏的市集18世紀時稱為“八街”，當其發展起來的時候，社群組織又再轉移，證據是市集上建起了火帝廟，成為每年宗教巡遊的焦點。1742年，市集在縣令的批準下設立，有一首潮州歌記錄了他主動與鄰近鄉紳所定的協議。但打理火帝的卻是市集上的店東，店東而非鄉紳成了宗教儀式組織的中心。
廣東以外，梁洪生記錄了從明代至清末位居吳城（江西）中心地帶的各個神祇。[5]根據某種說法，吳城是清代四大鎮之一。正如另一大鎮佛山一樣，吳城那時才在鎮裏設置巡檢司。[6]在那以前，鎮務管理並不與任何政府部門而是與各個祭祀地點聯係，而在吳城最重要的便是經堂寺、龍王廟和令公廟，全都位於同一鄰近地區之內。這三間寺廟相信是明代以前創建的，最早的是經堂寺，所謂“先有經堂寺，然後有吳城”。傳說該寺與海盜有關，給寺裏付了錢，便可取得吳城泊定的憑證，在鄱陽湖和長江上行駛。又有傳說，龍王得過宋朝皇帝的封號，而令公廟裏的令公在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上打仗時，曾向朱元璋的部隊顯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