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佛山之外，我還看過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例子。但是，由於有些批評指出從華南地區概括出來的例子應在其他地區得到驗證，我也在長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尋找過例子，並且在浙江湖州烏青、南潯和濮院三個鎮找到確證。這個地區位處太湖邊，以產絲和稻米著名，從南宋至清有可觀的經濟發展。[15]盡管這些長江三角洲的例子與很多華南鄉鎮比較起來曆史較長，我仍然認為它們的地方組織在明清兩代的發展與華南十分相似。
（一）烏青
烏青最初是兩個鎮，烏墩和青墩。明初以前的幾百年，這裏的聚居地是幾個佛寺的所在。密印寺和普靜寺據稱都是南朝梁天監年間（502—519）創建。密印寺是昭明太子（501—531）讀書的地方，他的老師沈約的父親就葬在普靜寺後某個地方。[16]故事未得證實。沈氏似乎是宋代以前已在那裏定居，而且可能聲稱與沈約有關係。
12世紀末至13世紀初，兩個地方神龕曾經重建，一個的名字頗為怪異，叫索度祠，位於青墩那一邊，另一個則是烏將軍廟，在烏墩那邊；兩個龕在當地都叫作“土地”。[17]1209年紀念減稅碑石上的一些名字，也出現在1211年紀念重建索度祠的碑石上，顯示索度祠至少是地方組織的一個中心。[18]烏將軍廟在較早前的1187年重建。[19]普靜寺曾在明初修葺，而密印寺則沒有，但兩個神龕似乎完好無缺。
我不肯定神龕由誰管理，我懷疑是像在佛山那樣，由沒有士人頭銜的人來做。我們知道有這樣的情況：例如烏氏，據說是一個富裕的絲綢商大宗族，其中沒有一人有功名。[20]但烏青卻有登第的記錄，始於1420年陳序考中舉人，而其子陳觀也在1492年中舉。1524年最早的地方誌，其編纂者就是陳觀。[21]另一個鎮裏的學者施儒，1540年呈請把鎮升格為縣。[22]地方誌的施儒傳記裏有一條按語，是對鄉鎮住宅的意識一個有趣的觀察：“按人物例不及村落，而儒疏請設官，為功於鎮甚巨，特附識之。”[23]1541年起委派了通判，但官署在1557年的起義中被毀。到1601年李樂（一位很高級的官員）編修地方誌時，士人傳統已經形成了。[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