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認為，烏青、濮院和南潯，顯示了“宗族的興起”的總體傾向。但佛山的例子有些不同：那裏的豪強從元以來分布在三個鎮，但在明初，有些人被政府飭令移走——而政府的控製是以如此強硬的手段加諸富人，以至大部分長江下遊地區的富人都可能不得不遵從裏甲製。但是，家廟式的祠堂在16世紀流行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單姓氏村莊可能會把他們的組織集中在祠堂，但包括了所有鄉鎮的多姓氏聚居地會把廟宇作為組織的中心。在濮院和南潯，我們看到主導的宗族與暴富的宗族之間的鬥爭，主要是試圖控製地方廟宇。爭奪廟宇控製的隱性目的，當然不止於地方上的聲望，也在於控製地方資源。
在濮院和南潯這兩個爭奪最激烈的鄉鎮，政府的力量應該說是最弱的。濮院在明代並未派駐政府官員，而南潯盡管在元代似乎設有一個巡檢司，其下有一名部屬和18名士兵，但明初之時地方誌上並無著墨，可見這股微弱的力量已經消退。[59]烏青是有名的問題之地，盜賊私梟如毛。那裏的衙門附屬有一支相當大的力量，其中有人員49人、武裝力量164人。[60]我不會單憑單一例子作證據，便認為強大的政府力量會削弱宗族的影響，但沒有強大的政府力量，必定意味著地方群體的組織越強大、宗族成員的官位越高，便越有可能爭取到他們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