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到廟宇和祠堂不但在鄉村重要，在鄉鎮也同樣重要，我們也就認識到“禮儀領袖”比起韋伯假設的私人提供的社群服務，角色更為重要。禮儀也有非常明確的宗教意義，這個意義也就是這些領袖侍奉神祇，而由於他們的工作，神祇便可能護佑社群。明清社會史主要表現為侍奉神祇的競爭，以及神祇之間護佑社群能力的競爭。
這些競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由官員所進行的一個禮儀清洗的持續過程。在明代，尤其是在嘉靖時期（1522—1566），一些清洗措施是針對佛寺和特別是“**祠”而做出的，那些“**祠”所供奉的是法令中沒有具載的神祇。佛寺在萬曆時期（1573—1619）複蘇，一直存在至清初，成為強有力的土地管控者。但是，社會的宗教秩序在這段時間至少在某個意義上改變了，因為16世紀宗族興起而佛寺衰微，地方家族和宗族以佛寺捐獻之名所擁有的土地，被拿回並放在宗族基金之中。很多鄉鎮初期處於佛寺的威勢之下，明初則廟宇（多供奉真武大帝）與之爭雄並取而代之，我認為這並非意外。濮院和南潯所爆發的爭執，正是在這個框架之中展開的。[61]
佛山和本文所提及的三個鄉鎮顯示，商人與紳士（或學者）之間的差異是何等微不足道，但是，與明初裏甲地位劃分所顯示的禮儀秩序相聯係，以及與明代中葉的科舉功名相關的法律地位差異，卻往往是真實不虛的。劉誌偉提供了這種差異的一個出色的例子，填補了我在佛山研究中的遺漏。[62]在佛山，自明初開始，北帝（真武）廟即已取代佛寺成為鎮組織的中心，而每年均舉行北帝巡遊。到了18世紀，紳士透過他們的文人結社以及與官僚機構的聯係，控製了廟宇的地產，他們與廟宇節慶主事者之間的分歧已經呼之欲出。（紳士階層所撰的）地方誌記載18世紀正月初六的北帝巡遊時指出，“愚者謂以手引輿杠則獲吉利，競擠而前，至填塞不得行”。這段文字的文人作者又評論說：“此極可笑”。同一天，“紳士集崇正社學修文帝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