墳墓的所在地現已按博物館規格管理，這個地方的主要特征無疑是宋代的，盡管後來經過朝代的改變。墓地整齊地劃分為三個部分，左麵是墳墓，不隻是司馬光的，還有他的父親、兄長和兒子。中間是祠堂。現在所見的祠堂是乾隆時期所建，這座建築物的興建記錄和一幅圖，見於光緒六年刊行的《夏縣誌》[2]。現在留存下來的是建築物的內進，但縣誌的圖畫顯示，這座建築物按照家廟方式興建。不過，《夏縣誌》表明，這座建築物是1762年由縣令建造的，取代較早前位於現時入口處右方的祠堂。[3]祠堂位於佛寺的另一麵，見於縣誌的圖畫，所在之處現在仍清晰可辨。無論這座建築物有何特色，這些不同部分的位置配套卻有其特性：北宋以來，祠堂往往與墓地毗鄰，而稱為功德院的佛寺，則獲撥地修建，以打理墓地。
那個建築群雖然有趣，但我得把話題轉到那裏發現的一塊1746年的碑石上麵去。這幾乎是一塊完整的碑石，碑文記載了佛寺的重建，並且簡述了司馬光死後司馬氏的遭遇。碑文說，宋室南渡之時，官員也隨行，因而司馬氏全族也就遷離了夏縣。山西在金朝治下，後曆經明而至清初，墓地一直由僧侶打理。其時，遷移到了浙江的司馬氏族人，已經不知道墓地的所在。明嘉靖年間（1522—1566），禦史司馬相被派往山西。他在那裏聽說了那個墓地，便專程前往祭祖。他雖然沒有定居夏縣，但在臨終時吩咐兒子，他的一脈必須有一些子孫回去打理墓地。然而到1567年，才有兩個他的後人回到夏縣辦理此事。他們提出取回墓地的方式十分有趣：他們攜帶了戶口登記記錄和一幅畫像。縣令已撥了地作祭祀司馬光之用，而兩位後人到來後，縣令又在縣城建屋給他們居住。此外，出現在夏縣的幾個人看來相當有出息：兩個考中縣試，實現了一些當地人夢中的預兆。這就是碑文上所記墓地祭祀的恢複情況。